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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相伯资料简介(个人简历及图片)

震旦,复旦,拉丁文马相伯资料简介(个人简历及图片)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震旦学院成立后，马相伯任监院（即院长），学校以“广延通儒，培养译才”为宗旨，学制为两年，专业分为文学、质学（科学）两类，没过多久又发展为文学、致知（哲学）、象数（数学）、形性（理科）四大学科。梁启超获知此事后，欣然写道：“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

诚如梁启超所言，震旦学院在管理上不仅“完备有条理”，更不乏独到之处。一方面，震旦学院实行“学生自治制”，校务由学生推选干事自行管理；另一方面，校方提倡“学生自由研究之风”，即倡导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并采用“挈举纲领，开示门径”的启发式教学方法，注重文艺、崇尚科学、不谈教理更是马相伯一再强调的办学方针。

在马相伯的运筹帷幄之下，震旦学院的教学、教务活动均安排得井井有条。为引导热血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报效国家，他振臂高呼：“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科学救国准备者，请归我。”不出一年的光景，震旦学院的学生数量就翻了数倍，增至132人。

热衷教育救国的马相伯对革命也非常支持。1904年夏，震旦学院来了个名叫“刘学裕”的新生。此人虽其貌不扬，却大有来头。他就是因刊印《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讽时政而被清廷通缉的“要犯”于右任。于右任“潜逃”至上海后无处安身，马相伯得知后立刻将这名心系国家社稷的青年学子破格录取，免去他所有的学膳费，还特意让于右任易名“刘学裕”以避人耳目。

马相伯的一系列教学主张和做法虽深得青年学子的推崇，却遭到天主教会方面的不满和反对。1905年，天主教会趁马相伯生病休养之机，派法国传教士南从周担任震旦学院的教务长，名为协助马相伯打理校务，实则为了加强对震旦学院的控制。

这位金发碧眼的法国传教士刚到震旦学院便改弦更张，取消孔子诞辰假期，强迫学生接受宗教课程，颂唱圣歌，早晚祷告、做礼拜，还“尽废旧章，别定规则”，不许学生谈论时事，不许结社，不许阅读进步书刊等，就连学生出入校门、会客之类的个人自由，也被横加限制。南从周的“倒行逆施”引发了震旦学子们的公愤，大批学生相继退学，以示抗议。学生集体离校时，甚至摘下了震旦学院的校牌。马相伯此时虽在病中，但对学校发生的一切早就有所耳闻。他和进步学生一起，毅然宣布脱离震旦学院，与众生一同挥泪离开了徐家汇的校舍。

随着马相伯和学生们的离去，震旦学院仅剩下一副空壳，这无异于关停。但马相伯认为，震旦学院的精神不能磨灭。为了同教会抗争到底，他决定再办一所新校，这个想法立即得到学生们的一致响应。那取个什么校名为好呢？有人说：“咱们新办的学校仍叫震旦，和教会办的震旦唱一唱对台戏！”但亦有不同的声音认为：“震旦牌子叫洋人玷污了，新学校干脆就叫上海公学。”就在几种意见相持不下时，于右任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建议取名“复旦”。一者，“复旦”二字出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的名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意在自强不息；另者，“复旦”还有不忘震旦之旧，更含复兴中华之意。马相伯听后，立刻表示赞许。然后，他诚邀热心教育事业的严复、张謇、熊希龄等28人担任校董，筹集复旦建校资金。两江总督周馥也拨出官银一万两，并出借吴淞提督衙门作为复旦的临时校舍。1905年5月27日，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正式开学，马相伯任校长，严复为总教习。

至于陷入停顿之中的震旦学院，则于同年重新开课，南从周仍为教务长。虽说受过教会的排挤，但马相伯仍对震旦学院有着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感，毕竟那是他亲手创办的第一所学校。故1908年当震旦学院打算迁往别处另建校舍时，马相伯不计前嫌，捐款四万元，又把自己名下、地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八处地皮悉数捐出，募得十万多元，以购置卢家湾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的土地103亩，并无偿提供震旦学院使用，震旦学院从此也有了自己固定的校址。1928年，震旦学院改称为震旦大学。

后世纪念

1952年，陈毅市长派员陪同马相伯亲属去越南谅山迎回灵柩，安葬于当时新泾区（今长宁区境内）息焉公墓。“文化大革命”中被毁，1984年4月6日，迁葬于宋庆龄陵园内。

人物评价

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所言：“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

马相伯逝世后，其弟子于右任敬挽：“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成为一代名联。

马相伯的一幅照片似乎更加有名：1936年，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入狱，马相伯多方营救。次年七人获释后，前往看望马相伯，合影留念。沈钧儒在照片上题书“唯公马首是瞻。”

这张照片被收入包括中学教科书在内的大小历史著作，为很多中国人所熟悉。照片上，马相伯在众人的簇拥下，端坐正中，尽显人瑞之相。

震旦复旦

马相伯 口述 王瑞霖 笔录

马相伯，1840年出生，1939年去世，原名建常，后改名良，字相伯，江苏丹阳人，近代中国天主教耶稣会神父，政治活动家、教育家，为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的创办人，也是辅仁大学的创办人之一。

教蔡元培与24个学生学拉丁文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我离开京畿，回到上海徐家汇，重新过我的书呆子的生活。当时蔡孑民（蔡元培，号孑民――编者注）先生在南洋公学（即现在之交通大学）任教，要跟我学拉丁文，我告诉他：拉丁文在西洋已成为古董，大学而外，各学校都不大注重，中国学者更没有学习的必要。无奈孑民先生执意要学，说拉丁文为欧洲各国语文之根本，各国语言多源于拉丁，西洋一切古代文化，若果不通拉丁文，那就无从了解。孑民先生的话固然说得正当，然我还以为很难办到。一来是因为中年而有繁重职务在身的人，学习外国语，若果要指望它有用，那非较长时间不可；二来是孑民先生当时在南洋公学任职，只有一大早才有空闲来读拉丁文。当时我住徐家汇慈母堂前一排的楼上，孑民先生每天早上5点钟就来敲门，我有时还未醒，便被他从梦中叫醒，但是事情总不能如人意，我每天早上要祈祷，这是我们教会每日的常课，没有办法可以更改。因为这两个理由，我就向孑民先生提议，最好由他在学校中选择一些比较优秀的青年学生到我这儿来学，更为有益而切于实际。孑民先生深以为然，于是就选派了24个学生来学，我起初还是不打算教他们拉丁文，但他们也和孑民先生一样，拿定主意要我教他们，我没法，只好教了。

当时在我们徐家汇教会中的法国人，都在背后笑我们，以为中国人如何能学得好拉丁文？但是我却大胆地教他们读拉丁文最有名的文学作品，最有名的演说家西塞罗的演说。4个月后，经过考试，他们居然都写得出来，说得出来，从前笑话我们的外国人，也不能不钦佩我们的青年学生的努力。还有，我教他们，除了拉丁文外，还有法文和数学，他们始而都齐声告诉我，他们全部学过了。我说：你们且慢，等待我教一点，你们才说。我的教法，完全和他们在学校所受的教育不同。譬如，数学，我教他们加减乘除，不但教他们演算的技术，并且教他们原理，使他们从根本上理解每一算术的作用，并且教他们用代数的方法演数学，他们都很能领悟。其中很有几个，后来都在数理方面有了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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