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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齐桓公为什么成为首霸?
管仲,齐国,齐桓公春秋时期齐桓公为什么成为首霸?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但孔子也没有说得很明白,因为他说的其实都是齐桓公在管仲帮助下崛起的结果,至于为什么是齐国,而不是春秋初期“小霸”的郑国,或者周公后代的鲁国,他也没讲。换个角度,就算管仲再贤明,光靠他一个人也是不够的。总之,即便后人都学着孔子称颂管仲,开了后来包括诸葛亮在内历代“贤相”叙事结构的模板,这当中还是缺了点什么。
管仲拜相
究竟是春秋时的孔子,还是战国时的孟子看得透,我们先回顾一下齐桓公的事业。
由弱而强看齐国
齐桓公刚上位那会,齐国依然很弱。弱到什么水平呢,沦落到给一篇中学古文当背景的程度。那篇课文开头就是“十年春,齐帅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著名的《左传•曹刿论战》(这个题目是编课文的人起的)。这段留下“肉食者鄙”、“一鼓作气”等著名成语的故事结局我们都知道,在这场“长勺之战”中曹刿率领鲁国军队“遂逐齐师”,这篇的主角是曹刿,齐师只是背景。后来的叙述者总以齐国将来崛起后的强大,来解读这段往事,认为这衬托了鲁国和曹刿以弱胜强的勇敢和智谋。实际上,在世传署名管仲的《管子•轻重》中,也提到了场发生在齐桓公上台第二年的战事,齐桓公认为鲁国是齐国的“蜂螯”,一直攻击齐国项背,所以才要反击。管仲劝过他实力不强不要妄动,桓公不听,一交锋,还是输了,反被后人留在中学语文课里。
《管子》
“曹刿论战”的故事
齐国为什么很弱,原因很简单,东周刚开始的时候,郑国是周王室的肱股,实力超强,往东向宋国、陈国拓地,后者则向东退却,沿着黄河、淮河一线把压力传递给齐、鲁。这种过程就像挤牙膏一样,位于“牙膏”开口处的齐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节节败退。齐桓公刚即位的时候,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但机会总是伴随着挑战,当战火逐渐由郑国推到齐国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流亡人口和商业机会,也在一波又一波向着齐国涌来。首先,短期内,最远离诸侯内乱的齐国虽被鲁国逼迫,但也获得了源源不断的避乱人口。比如陈国公子完,卫国公子开方,都自西向东地迁入了齐国,先后改变了齐国的命运。其次,周、郑地区突然增长的人口,在食盐、穿衣方面的需求,刺激了齐国本地鱼盐、纺织方面的生产,《史记·货殖列传》就有“齐冠带衣履天下”的说法。出售的是海盐和纺织品,换回的就是粮食,《轻重》甚至提到,齐国人用“工雕文梓器”(加工木器)都可以换取“天下之五谷”。
所以,齐国富强的背景,固然离不开管仲的管理才能,但背后更重要的,其实是充足的劳动力和新兴的市场需求。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里用一句“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彊兵”来称管仲功绩,还是比较客观。这里还顺便也道出了齐国地理局限对齐国未来命运的影响,“区区之齐在海滨”,富裕可以,扩张没戏。
平心而论,管仲只是使齐国富裕起来,不再被鲁、宋等西部国家东侵(前680年,齐国组织了“鄄地会盟”,和西部国家订下和平条约),还能向北攻打山戎、孤竹,拓宽一点土地(前663年,北伐山戎,打通了向北获得马匹资源的通道)。可要成为霸主,还得配上一个相当的对手。
亦敌亦友是楚国
如果说,周王室和郑国沿着黄河东迁,是东周时代第一次人口迁移,那么由楚国东进导致的淮河流域各国骚动,就是东周第二次人口大迁移,这两拨浪潮的终点都是黄、淮下游的齐国。
随着东亚人口格局的变化,楚国所控制铜料的最大买主——周人——从渭水流域向黄河中下游的迁移,让楚国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运输路线。从南阳盆地到渭水流域,原本是西走蓝田-商洛之间隐秘的快捷通道,现在必须往东改道。楚国除了输出铜料流入周、郑,连齐国都很可能分到一杯羹,还要输入海滨地带的物产,取长补短。《轻重》就有“楚有汝、汉之金,齐有渠展之盐”的对举。齐国故都临淄出土的陶罐上,还有“楚贾购□□里豆”字样。所以,楚国东进作为这个东亚物质交换格局调整的结果,就和齐国发生了既远且近的联系。
有两个故事说出了齐国和楚国的这种微妙关系。《轻重》有一则管仲和齐桓公的轶文,桓公想去朝觐周天子,但没钱准备贺礼。管仲给他想到一个来钱的办法,“使玉人刻石而为璧”,按照石璧大小定价,大的千钱,小的五百。借周王之口说,要见天子的“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于是发生了“天下诸侯载黄金、珠玉、五谷、文采、布泉,输齐以收石璧”的盛况,结果就是“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财物流而之齐。”这个故事叫“石璧谋”。
“石璧谋”故事不见正史,情节也不够冲击,所以没有在古典时代广为流传。然而,关于“石璧”的故事,在春秋时期并不鲜见,另一个流传甚广,古今齐诵的传说——“和氏璧”——你肯定听过。《韩非子·和氏》说,楚人卞和找到一块石头,觉得石头里有璞玉,就拿去献给楚王,两位楚王不信有玉砍掉了卞和两条腿。直到楚文王即位,终于从卞和的石头里开出了“美玉”,雕琢成了举世著名的“和氏璧”。和氏璧在战国时名声大振,在“完璧归赵”的故事里又扮演了一回主角。
卞和献宝
楚文王在位的时间和齐桓公初期相当重合(至少有十年),恰好经过了齐国开始崛起,走向富强的一段时间。卞和也是在楚文王时熬出了头,而他的玉璧恰恰就是一种石头和“玉”的混合物。从“石璧谋”的案例看,石璧本身没有价值,只是通过象征意义获得了一种相当于流通中介的价格。因此,并非楚文王突然张开了“慧眼”认得了和氏璧的价值,实际上,这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楚国向东迁移的过程中,逐渐加入了一个最初由齐国约定的价值交换网络当中。(现在,我已经无法直视大量出土的先秦时期的玉璧了。)司马迁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就是这个相辅相成的意思。
油画《和氏璧》,作者:李森柯
《史记•楚世家》还显示,直到楚文王时,楚国的事迹才多了起来,比如“伐申过邓”、“伐蔡”、“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这些对楚东小国的倾轧都是楚文王干的。为什么要东进呢?《货殖列传》记录了楚国和齐国之间另一条贸易路线:“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也就是说,楚国是齐国鱼盐、纺织物品的大宗需求者,前者要么通过郑国,要么通过陈国和东部的齐国交换。为了这一目的,楚国就必须打通和齐国之间的申、邓、蔡、陈等小国,客观上,楚国东扩为齐国又一次送去了繁荣必须的人口资源,也保证“黄金、珠玉、五谷、文采、布泉”流入齐国。
说实话,楚国本质上和齐国并没有绝对冲突的关系,经济上其实多能互补。但楚国倾轧淮上诸国的具体行动,的确破坏了郑国东扩后,业已趋向稳定的黄、淮格局。这让齐国又爱又恨。
齐桓公靠什么成就霸业?
公元前657年,齐桓公攻打了依附楚国的蔡国,间接地和楚国发生了一生中唯一一次正面交锋。《左传•僖公四年》提到此事时,给出了“风马牛不相及”这个成语。齐桓公也知道其实没有什么伐楚的必要性,就通过“召陵之盟”稍稍约束了一下楚国向东的步伐。而此时执政楚国的楚成王,也并没有对中原的企图;他还在为更好地控制长江下游的铜矿生意,履行周惠王当年下达“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的指示。(当然,“南方夷越”很快将给齐国带来另一波吴、越人流,这是后话。)但这场事实上没有打成的“大战”,经过孔子的渲染——桓公的霸业不靠打仗,靠会盟——就成了齐桓公和管仲的一大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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