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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和古希腊改革为何造就了不同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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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商鞅变法和古希腊改革为何造就了不同的文明？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商鞅变法，影响深远。它不但奠定了秦国统一根基，而且影响中国的世道人心长达两千多年。谭嗣同有言，“两千年政治，秦政也”！



公元前359年，商鞅公布了变法的第一套改革令。首先，建立起一套基层什伍组织和治安联保制度。其次，建立奖励耕战的激励制度：为国征战，立功受奖；力耕桑，免除徭役；若因经商或懒惰而致贫者，官府没收为奴。商鞅的激励机制，不仅打通了平民通向贵族的通道，而且有明显的经济与产业导向。宗室若无军功，不得列为贵族；普通民众因为军功可以得到荣华富贵。

十年之后，即公元前350年，商鞅推出新一波改革措施。秦国都城从雍城迁到咸阳，改革集中在行政管理和经济社会层面：

一是强制民众分家析户，建立一个小型化个体家庭组成的社会；二是进一步推广县制（县直属中央政府，与属于封君的封邑不同），把小乡合并成县，共31个县，设置县令、县丞；三是废除井田制土地制度，井田制是一种以封主占有土地、庶民为其耕种，但是产权不得转让的土地制度，商鞅废除井田制，民得买卖土地，产权可以转移，激发了劳动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四是颁布统一的度量衡标准。



商鞅的改革两手抓，一手是抓军事，能打仗、打胜仗；另一手是抓种粮，发展农业生产。“利出于地”、“名出于战”，把一切社会资源都驱使到促进农耕和有利于战争方面去。这个体制坚持了130多年，一直到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取得统一全国的胜利。

变法首先从建立法令的信誉入手。徙木立信是其突出例子。商鞅立木于都城南门，张榜募人搬运到北门，赏金十斤。当时，十斤相当于一个普通人家的全部财产。以如此高额的赏金募人完成如此简单的工作，秦民议论纷纷，不肯相信。商鞅于是把赏金加到五十金，广而告之。秦民激动万分，有人跃跃而试，官府当场兑现奖赏，全国哗然。政府法度是可信的！这一观念得到强化后，商鞅才开始颁布一条条改革法令。



法令既颁，严明赏罚以维护法律的权威就是成败的关键。太子驷在贵族们的鼓动下犯法，商鞅认为，太子身为嗣君，不可施之以刑，但是，太子的师、傅要为其行为负责。于是，给公子虔、公孙贾，分别处以割掉鼻子、脸上刺字的刑罚，震慑了整个贵族阶层。

商鞅改革的政治路线图是“尊君”、“平民”。“尊君”，是以君主为至高无上的权威，构建一个不容挑战的政治秩序。“平民”，就是推行平民化的社会结构，王权之外的一切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社会荣誉，对所有的民众开放，这是对尊君的辅助。只要有军功、有才能，都可以获得政府职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商鞅称之为“壹刑”。平民主义、法治主义，与君主独尊相辅相成，对于秦汉以后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与强化，有着重大影响。

如果比较一下古代希腊城邦改革，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认清商鞅改革的实质。雅典城邦从梭伦（约前640~约前558）到伯利克里（约前495~前429）的改革，基本方向是注重权力制衡，鼓励工商业发展。商鞅变法则是注重提升政府的社会管控能力，战争动员能力，促进农业发展。

同样是打破贵族血统，梭伦改革突出的是按照财富划分社会等级，商鞅的二十等爵则是按照军功划分政治社会地位。前者承认并鼓励私人创造财富，后者引导国民埋首农田或扑向战场。





梭伦改革中，与财产定等级原则相配合的，是各等级公民政治权利的差异。例如，第一等级可任执政官、司库及其他公职。第二等级可以担任司库以外的所有公职。第三等级只可担任一般公职，第四等级最多充当陪审员。

商鞅改革之后，从外来普通移民而跻身卿相的客卿，不绝如缕。平民通向政治道路，似乎秦国比雅典更彻底。但是去贵族化和平民化政治，导致没有任何势力可以挑战君主的权力，反而强化了中央君主权威，社会的过度平面化，又使得只有不断地强化君主权威，才能阻遏混乱，维护社会的统治秩序。

如何看待这种东西方早期改革中的差异呢？

一是产业的差别，地处关陇的秦国是纯粹的农业为主、兼及畜牧业的国家，而雅典等希腊城邦则是面向海洋、工商立国。因此，各自对于产业的发展思路不同，激励重点不同。

二是民众与人口的差别，内陆秦国的百姓，父子相传，安土重迁；而雅典的居民，则多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多利亚移民。公元前500年，持续增长的雅典人口，成年男性公民仅3万多人。秦国人口大约有400万~500万之多。诚如孟德斯鸠所言，小城邦容易实行民主制；人口众多则多实行君主制。

文艺复兴，将古希腊的传统接续为西方的政治制度。“百代皆行秦政制”——商鞅变法为此后两千多年的王朝奠定了基调，甚至影响到今日社会与人心。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商鞅变法是秦国由弱转强的起点。商君颁布了军公爵制度，编订户口，推行县制，废除井田制，允许土地私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让秦国迅速强大，奠定了秦国的“法治”传统。这种变革是以迅速的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在秦国强大这个大前提下，百姓个人的福祉和利益被牺牲。总的说来商鞅变法是一次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改革。

古希腊的改革则不一样，雅典的政治家以公民的权利和利益为出发点，实施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其中梭伦改革颁布“解负令”，免除了奴隶的债务，并以个人财产划分社会等级，为后续进一步的民主改革奠定基础；克里斯提尼改革则用地域部落取代血缘部落，创立了“五百人会议”掌管国家最高权力，形成了最原始的议会制度，这是雅典民主政治确立的起点；伯利克利改革则扩大了公民的参政范围，改革了“五百人会议”，提高了陪审法庭的地位，使得民主政治越来越完善，雅典进入了“黄金时期”。

两次改革的出发点和力度是不一样的，商鞅借助这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支持，颁布为国家机器服务的法令，因此政令的施行并没有碰到阻碍，迅速的实现了改革的目标，秦国立刻强大起来；而希腊的民主改革由于缺乏绝对权力的强力推行，改革的指向也是从贵族手中夺取一部分权力来给平民享用，因此改革缓慢，困难重重，梭伦本人最终还被反扑的贵族所放逐。因此可以说，商鞅变法和希腊改革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改革，一个造就了强大的国家，一个造就了生机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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