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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拥兵百万,进入北京时极受拥戴,为何仅过了42天便被赶走?
大顺,北京,明朝李自成拥兵百万,进入北京时极受拥戴,为何仅过了42天便被赶走?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刘宗敏通过“助饷”,虐杀大量明朝降臣、富商
为保证“助饷”工作能顺利完成,刘宗敏制作了五千具夹棍,对无力“助饷”或交钱不足的官员大肆用刑,这种刑具“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见《甲申纪事》),受刑人会遭受怎样的苦楚惨痛,可想而知。死在夹棍下的官员、富商多达千余人,甚至还包括末任首辅魏藻德。
经过一系列的酷刑操作,大顺政权最终在京官、富商身上劫掠勒索到白银七千万两,但考虑到刘宗敏、李过等人中饱私囊,下级军官和士兵所掠隐瞒不报等因素,实际金额肯定要远远超过此数。但不管如何,“助饷”虽然肥了大顺军,但却让整个明朝降臣集团走上与其为敌的道路,其消极影响不言而喻。
李自成曾允诺百姓“不当差,不纳粮”
李自成之所以能由一介流寇,蜕变为推翻明朝的强大势力,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在于他能发动无数的底层民众为其效力,而之所以如此,在于其适时地提出了使百姓“不当差,不纳粮”的政策。不仅如此,李自成还让谋士李岩将这项政策谱成民谣,在中原一带广为传唱。
这首民谣一旦传唱开来,很快便呈“病毒式”扩散的态势,不仅为大顺军赢得了大把民心,也间接瓦解了朝廷军队的斗志,为李自成顺利进京创造了极强的舆论条件。然而,李自成虽然颁布“不当差、不纳粮”的政策,但实际上却根本没有施行过相应的举措。不仅如此,李自成“打江山”时固然可以慨明朝之慷,以后者的积储作为军粮物资的来源,可一旦推翻明朝,就全换了一副面孔。
李自成进京之初深受爱戴,但很快便失去民心
原来,大顺军进入北京后,迅速堕落为扰民害民的匪兵,不仅大肆抢劫勒索官员和富户,而且也对普通百姓下手,其为害之深,甚至超过了当年的赤眉军和黄巢的乱军。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史学家计六奇在其编著的《明季北略》中,曾引述东村老人对大顺军深恶痛绝的评价,其中讲到:“自成入京,大类赤眉、黄巢,盖盗贼之性,本无霸王之略。” (见《明季北略·卷二十》)
正因为大顺军对民间不分差别的劫掠政策,使得百姓对李自成集团恨之入骨,并渐渐地产生希望明朝光复的期望。李自成于三月十九日进京,当年四月十四日便有人在大街上张贴私示,其中写道“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于本二十日立东宫为帝,改元义兴”(引文同上)。虽然内容荒诞不经,但由此可见百姓思旧的情绪何其强烈。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同所有失败的农民起义一样,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如陈胜吴广起义、绿林起义、赤眉起义、黄巾农民起义、隋末农民起义、黄巢起义、太平天国运动),进入北京后,内部发生很大变化。
这次农民战争所以最终失败,主要有下列四个原因:
第一,由于清军入关,满、汉地主阶级逐渐结合起来,整个国内形势起了不利于农民军的变化。
第二,农民军特别是张献忠的农民军流寇主义作风严重,不重视根据地和政权建设。
第三,农民军李自成部的主要将领犯了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进北京后,无组织,无纪律,生活腐败。许多将领犯了严重错误,有的将领被胜利冲昏头脑,产生骄傲自满、麻痹轻敌的思想,忽视了地主阶级猖狂反扑的危险。
还滋长了腐化思想,政治上处理不当,军队纪律松弛,战斗力下降,不能抵制金钱酒色的侵蚀,逐渐消失原来的革命意志。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也是农民战争的常见的历史现象,农民军领袖李自成也曾自称为建文帝的后裔。
第四,李自成、张献忠死后,农民军内部不能团结,争权夺利,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
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终于投向清军。李自成在北京得到吴三桂降清的消息后,即派明降将唐通率二万骑兵出一片石(今河北山海关北),绕道关外以切断吴三桂退路,并亲率二十万大军于四月十三日北上讨伐吴三桂。
清军在接到吴三桂飞书告急后,连夜疾驰,二十一日,清军败唐通部于一片石,随即进入山海关。次日,清军、吴军与大顺军在山海关前对垒,清军统帅多尔衮先命吴三桂军与大顺军交战。
两军酣战至中午,正当吴军被农民军包围难以支撑之时,隐伏于阵后的清军精骑突然从吴军右翼全部出击,猛攻大顺军左侧,农民军顿时阵势大乱,一朝溃散,向北京撤退。清军紧紧跟随,在永平(今河北卢龙)再败李自成。
李自成回到北京后,连兵十八营反击尾随而至的清兵,失利。此时,农民军内外交困,形势严峻,李自成无心眷恋北地,于四月十九日在武英殿匆匆登基后便放弃北京,向西安撤退。
在大顺军撤退途中,清军先于保定、定州(今河北定县)两挫农民军,接着向山西进攻。大同守将姜瓖投降,平阳(今山西临汾)陈永福被俘。全晋落入清军之手。同时,河北、山东大部分地区也被清军占领。
五月初,清军进入北京后,全国军事形势已呈现四分五裂的局面。清方控制着辽东、畿辅、山西、山东等地区,大顺政权管辖着整个西北和山西、河南、湖广的部分地区,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正在收取四川的进程中,大明则统治着整个南部中国。
对此,清廷制定了新的军事方针:先“举大兵以收晋豫”,“次第定东南之局”,最后统一中国。清军因而将主要进攻目标转向农民军,对大明暂取不战不和的策略。为此,清廷将国都从沈阳迁到北京,宣告清朝是代明而兴的天下共主。
十月,清军分南北两路进攻大顺军:北路由英亲王阿济格、吴三桂、尚可喜率领经大同、榆林、延安南下,南路由豫亲王多铎、孔有德率领经河南进攻潼关。
同时,肃亲王豪格率领的一部清军业已占领河南、山东一些地方。翌年(1645年)正月,多铎在潼关击败大顺军,李自成率主力连夜撤回西安。
潼关为清军所占,入陕门户洞开。阿济格部清军进入陕北后,以一部分兵力围攻据守榆林、延安的李过、高一功部大顺军,自己领兵南下西安。
自此,李过、高一功部被切断了往西安的退路,被迫放弃陕北,取道汉中,由四川入鄂。在清军两路重兵合击下,李自成不得不放弃西安,取道商洛、豫西,转入湖广襄阳。
占领西安后,清廷命多铎部东进南京,摧毁弘光政权,命阿济格部继续追击大顺军。此时,50万大顺军已是军心涣散、纪律松懈、指挥混乱,在清军追击下,在襄阳、九江等地连败十三仗,丧失了全部辖地。
五月,李自成率兵一部退至湖北通山县九宫山时,遭当地地主武装袭击,不幸牺牲,大顺政权遂而瓦解。其余部30余万后来在李过、李来亨等领导下归顺大明,继续抗清,最后于康熙三年(1664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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