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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分书究竟是楷书还是隶书？

隶书,八分,古人八分书究竟是楷书还是隶书？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用之，独符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也。”――卫恒《四体书势》

另外在《水经注》有记录最早的隶书文字：

“孙畅之尝见青州刺史傅弘仁说临淄人发古冢，得铜棺，前和外隐起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馀同今书，证知隶自出古，非始于秦。《水经注－卷十六－谷水》”

“西望胡公陵，孙畅之所云：青州刺史傅弘仁，言得铜棺隶书处。《水经注－卷二十六－淄水》”

除张怀瓘《评书药石论》外，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亦提过这事。

近代已故学者郭沫若以为“两周中叶的胡公，是齐国的统治者。他的棺铭不可能使用草篆，更不可能便是隶字”。给予否定。郭沫若的观点亦不能说明问题，因为齐国当时已经陷入纪国的迫害中，齐胡公的前任被周夷王在纪国的谗言下蒸杀，胡公立位后竟然因害怕而迁都（从营丘迁到淄水西北处的薄姑），国人不安且不满，胡公在位七年后又被自己人害死，这所谓的齐王与草民有何区别，今天不知道明天，性命难保的，死后之葬也未必隆重，多半是跟随胡公的后人或下人所葬，规格不齐可想可知，所书之人所书之字也就不是特别的正规了。边区之国已经不容于周王室，边区之国所书不仅有便捷的原因多书近隶之字，落拓的王者之死，不再讲究，草草写上草隶之字，也是合理的解释。

卫恒不相信隶自周朝之说，但他的所谓隶书是“篆之捷”，以此理论之，何时有篆便在其延后的过程有形成其书之捷，也就是佐篆之体，这个只是通常的道理而已，虽然有古人的记载，相信者不多，却不能否定这个选项，而且只能等待未来的发掘来证明。

隶书到汉代进入一个各地风格多样的书面，其中的汉时西北的简书可以说是边塞之隶，或者塞上之隶，这种塞上之书风延续了春秋战国时代的风情，战争与书法，有一种快捷之外并且流露的一种浪漫的激情，血的洗礼与生命的流逝的寻常与玉碎心理的情势下的书写风情，与历代的边塞诗的意境一般的，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与魔力。这种书风有豪情，有旷远之思，有故国之想，有“家书抵万金”的杜子情怀，当然杜甫是后来者，但汉与唐的子民风情没有太大的分别。还有“潇潇易水”的慷慨心情，同样存在这些军人（在军队中书写的文人亦算半个军人）书法中，他们写这种草情的隶书展示着军人的一种思绪与情感，还有情报的传递的情形下的无意与紧急风情，在这种情形下的书写，什么点画的完善，鸟虫的装饰对于朴素的兵士来说皆是蠢猪式的作派。我们见到某些字总是笔画拖得很长，象一声长叹，比如“年”字，“也”字，占了好几个字的格式，正是塞上书写者一种郁勃之气中结而不得不发。

我们从那些竹木上的墨迹中亦能读到“秦时明月汉时关”、“明月出天山”、“塞下秋来风景异”的诗情画意，我们亦从古人的迹中联想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我们心中会唤起“月黑塞上，单于逃遁”的激情，“边马，边马”的歌咏不歇，会在耳边的回响。

尽管有一段上碑的规整汉隶时代，出现礼器，乙瑛，曹全，孔宙，衡方诸碑，但终究在书写的时空范围上，自由流畅的草隶风格是占据数量的上游，当然我们知道的是沉埋后出土的迹，若灰飞烟灭的草情隶意的书写应当是更多的，若恒河沙数，无以计算的。

书是笔阵，是木面纸面布面的搏杀，是古人的心理展示。周秦汉，隶变的历史如此漫长，当然周隶近篆，秦隶近中，汉隶近楷，风格有异，皆同此一理，便捷是书写之生命，不仅是生命的搏斗需要快捷，书写的生命要与心灵合拍，有利于这种合拍的书写的样式存在，我们在这些周秦汉的隶法流风中，涌现的是陇亩英雄辈出，草莽群星灿烂的时代，史上的故事，还不是特别的鲜活，只有他们的迹，你才触摸到他们的心灵深处，才算完整意义上了解当时的古人，穿越无阻隔。

书风的变化因时代而变，尤其是战争的年代，篆体的麻烦终究被便捷的佐助的书写风格所替代，其诞生在篆书运行的同时延后一点，是大致的情形，已经有文字的记载，只存在信与不信的问题，当然“反正我是信了”的还不是占多数，未来地下的证据，是问题解开的关键。

放下这个争论，我们更多的应当是从草情隶意的古人之迹中，感受那个时代的脉搏与跳动，触摸古人的心脏在动，在飞动，我们穿越千年，同其所思，同其悲喜，同其担忧，同其展望，读古人之迹，深入进去，古人与我皆化去，不知古人是我还是我是古人，这样，我们读到古人书迹之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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