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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一生值得一看的小说有什么推荐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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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可以见得，汪曾祺对语言格外重视。他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他判断：一个作者的气质、思想乃至他的生活态度，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而“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成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有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德伯家的苔丝》
哈代在《德伯家的苔丝》里塑造了经典的女性人物苔丝，这也是其“性格小说”中的典型女性。和游苔莎一样，苔丝出身于一个与世无争的乡村，却又对外面的世界心向往之。她渴望一份真挚的爱情，敢于挑战陈规陋俗，命运却一次次辜负和玩弄她的勇气。先是被纨绔子弟亚历克·德伯强奸，又是在工业社会中受挫，好不容易拥抱爱人克莱，可在新婚之夜，自己的坦诚却让克莱蒙羞，二人从此分居，克莱远赴巴西，苔丝陷入困窘，面对亚历克·德伯的二度纠缠，她选择寄居篱下，但是，当克莱怀揣着忏悔归来，他却又面临了新的思想斗争。最终，崩溃的苔丝杀死亚力克，自己被处以绞刑。在这篇小说中，哈代用一个副标题表现自己的态度，他认为苔丝是“一个纯洁的女性”，这在维多利亚时代是很激进的事，因为苔丝不但失去了贞洁，还犯下了杀人大罪，可哈代却公然为其辩论，她的肉身被污浊，道德却比大多光鲜男子更纯洁。
《给我留下华尔兹》
泽尔达很有创作才华。她的长篇《给我留下华尔兹》是一部华丽的自传体小说，与丈夫的《夜色温柔》构成了一对“最不寻常的夫妻篇”。这是一个女性奋斗的故事，小说第一部分描写了泽尔达熟悉的美国南方生活，第二部分描写了战后纽约和巴黎的繁华，可与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互相关照，第三和第四部分则以泽尔达的芭蕾舞经历为素材，书写了职业女性的奋斗与艰辛。 学者朱法荣曾评价道：“ 该小说是女性主义文体的典范。小说语言高度视觉化、片段化，运用了大量明喻和隐喻，有许多张爱玲式的机智和悖论。”
《传奇》
张爱玲在《文章存心 自己的文章》中如是说：“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事实上，张爱玲也的确长时间内贯彻了她的喜好，最明显的便是她笔下的结尾。
《沉香屑 第二炉香》的最后一段，是这么写的：
“水沸了，他把水壶移过一边，煤气的火光，像一朵硕大的黑心的蓝菊花，细长的花瓣向里拳曲着。他把火渐渐关小了，花瓣子渐渐的短了，短了，快没有了，只剩下一圈齐整的小蓝牙齿，牙齿也渐渐地隐去了，但是在完全消灭之前，突然向外一扑，伸为一两寸长的尖利的獠牙，只一刹那，就“拍”的一炸，化为乌有。他把煤气关了，又关了门，上了闩，然后重新开了煤气，但是这一次他没有擦火柴点上火。煤气所特有的幽幽的甜味，逐渐加浓，同时罗杰安白登的这一炉香却渐渐的淡了下去。沉香屑烧完了，火熄了，灰冷了。”
张爱玲作品的结尾，往往是冷色调，令人有些怅然的。像苍凉、灰色、冷、眼泪这般字眼，张爱玲在结尾中毫不吝啬地使用，因为，她认为这是对读者的一种启示。
到了《迟暮》，结尾是这样的：
“灯光绿黯黯的，更显出夜半的苍凉。在暗室的一隅，发出一声声凄切凝重的磬声，和着轻轻的喃喃的模模糊糊的诵经声...她心里千回百转地想，接着，一滴冷的泪珠流到冷的嘴唇上，封住了想说话又说不出的颤动着的口。”
《有女同车》：
“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小说《花凋》结尾出奇地简短，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她死在三星期后。”
《茉莉香片》的结尾，女主人公丹朱倒是捡回一条命，但自卑孤僻，伤害了丹朱的聂传庆，恐慌，胆颤，“眼泪直淌下来。嘴部掣动了一下，仿佛想笑，可又动弹不得，脸上像冻上了一层冰壳子。身上也像冻上了一层冰壳子。”
接下来的短篇《心经》，女主人公小寒“伸出手臂来，攀住她母亲的脖子，哭了”。
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冷冷清清，这是我读罢这些结尾，映入脑海的头四个字。读张爱玲的小说，令我感到，是凉透的血，熄灭的火，是封锁的城市、冬天的灵魂。张爱玲式的悲哀，是“如匪浣衣”般的。“……亦有兄弟，不可以据……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堆在盆边的脏衣服的气味，杂乱不洁，流出壅塞的忧伤，用江南的人的话说：“心里很‘雾数’。”
张爱玲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冷静地看着自己笔下的人物顺着命运的河流，流走，消失。最后，左不过一滴蚊子血的叹息，满是虱子的嘲弄。
《红与黑》
司汤达留心着法兰西乃至欧陆的光怪陆离——《红与黑》的灵感来自于报纸报道的情杀事件；《巴马修道院》与意大利教皇保罗三世的经历有关；《阿尔芒斯》则着眼于复辟的波旁王朝的社会乱象。他曾说:“政治好比是音乐会中间的一声手枪响，它会破坏气氛。”但对于一个作家，政治犹如幽灵，你无法逃脱，焉论骨子里不认怂的司汤达，他的作品从不逃避政治，甚至如一团猛火，烧得人脊背发烫。比起对基督教残存神秘主义的幻想的夏多勃里昂、虔诚的天主教徒雨果、心留保皇思想和哲学上的神秘主义的巴尔扎克，司汤达的笔锋更为决绝，一如许光华所说：“他是个彻底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战士和唯物主义者。”
同时，他的笔尖还不时流露形而上的思考。《红与黑》就有这么一段:
“一个猎人在树林里放了一枪，他的猎物落了下来，他奔过去抓它。他的鞋子碰到一个两尺高的蚁巢，毁坏了蚂蚁的住处，使蚂蚁，它们的卵撒得很远很远...在那些蚂蚁中间，即使是最富有哲理头脑的，它们也永远不能理解这个巨大可怕的东西，猎人的靴子，它以难以置信的速度闯入了它们的住处，事先还有一声伴随着几束微红色火焰、可怕的巨响......”
这般富有象征意义的语句在司汤达的小说中这类话语并不鲜见。《红与黑》一如司汤达的风格，冷静克制又捉摸不透，情绪的变化藏有对自然法和生活观的思索。这些变化反而有助于我们更好界定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模糊地带，观察那个时代社会“尴尬者”的本真“面目”。而任何时代，都需要有人为“尴尬者”而歌，还原“尴尬者”内心破败的庭院。未必赞颂，但不能漠视这类群体的存在。
与机械的现实主义者相比，司汤达的身上流露着浓厚的理想气，与同时代被划入浪漫主义的某些作家比较，他又不见“后启蒙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颓丧与抗拒。他不逃避时局，高亢的热情左右他的写作。比起王公贵胄，他更关心“无路可走”的市井“宵小”。一部部勾勒全局的“胆剑篇”背后，是即便“政治黑暗”悬于文学脖颈（司汤达说的），也绝不颓丧逃避的决心。昨天、今天、明天，尽管总有新的被压迫者在涌现，尽管沉沉乌云依然未散，如若我们有能力，也绝不应一昧退让，如果我们有笔，何妨化作胆剑。一如百年前的“亨利·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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