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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欧洲历史上,会较少地出现底层民众反抗贵族阶层或皇权那样的自下而上的革命?
欧洲,贵族,中国为什么在欧洲历史上,会较少地出现底层民众反抗贵族阶层或皇权那样的自下而上的革命?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问题补充: 中国历史上大的、频繁和反复的消灭贵族或改朝换代,是否影响到社会财富的积累?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我认为,只要是“封建帝国”就不会缺少农民起义,欧洲此种现象之所以少,主要是因为欧洲很少有真正的大“帝国”而已,能够称得上帝国的可能也只有“罗马帝国”了,在那个时期,起义和暴动也是非常常见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和欧洲历史上的起义形成鲜明的对比呢?
原因一:阶级矛盾
中国古代疆域辽阔,耕地富庶,主要矛盾存在于朝廷的徭役和各类苛捐杂税让农民无以为生,而农民大都喜欢聚集而居,当遇到朝廷乱政促使阶级矛盾不断升温时,农民的反抗也就顺理成章,而且会成星火燎原之势迅速蔓延。
欧洲国家耕地面积少,而且在分封制兴起后,大量耕地掌握在有势力的贵族手中,耕地作为领主的专门领地,少量的农民显然不会成为“隐患”,就算有暴动,贵族领主也会迅速派私兵镇压,所以,欧洲的农民起义几乎是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
原因二:兵役制度
中国古代实行的是“民兵”制,战时为兵,闲时务农。这样的制度虽说可以减少政府对军队的养护费用,但也导致了大量拥有军事技能的农民产生,一旦暴动发生,其战斗力是可想而知的。
而欧洲实行的是精兵制度,国家允许贵族领主拥有私人武装,贵族会不计成本的培养自己的武装力量,而且这些“精兵”的装备和战斗力是那些农民无法比拟的。
原因三:宗教控制
宗教可以说欧洲国家控制民众最有效的手段,在古代欧洲,宗教宣扬的是“人生来就是受惩罚的”,也就是人之初、性本恶,所以在欧洲几乎不会有农民起身反抗强权的事情。
而在中国,陈胜、吴广的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言,世代激励着那些不甘愿受压迫的农民。
其实中国历史上的起义都是有其必然原因的,从大泽乡到南昌起义,虽跨越千年,但留给我们确实无尽的反思,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等等都是社会不同时期的产物,痛定思痛的走好眼前的路,才是我们最最应该珍视的。
以上纯属个人理解,欢迎朋友们批评指正!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我对这方面问题的几点看法:
一 黑死病在中世纪肆虐欧洲,人口最多估计减少了三分之一,这样导致了劳动力的缺失,大量土地抛荒,佃农与地主矛盾并不尖锐。
二 欧洲几个大国之间是旷日持久的战争,民族矛盾尖锐,客观上缓解了土地矛盾。
三 欧洲的封建主较多的是中小封建主,彼此攻伐不断,因此土地矛盾被掩盖了。
四 宗教力量强大,渗透到基层,阶级矛盾得到适当的缓解。几次十字军东征也减少了人口,缓解了土地矛盾。
五 当人口复苏,土地兼并严重,宗教改革开始,民众开始了反抗,18世纪开始,欧洲的混乱开始了。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中国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而欧洲是一个政教双重统治的社会。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宗教,但是对于社会的影响力,远不如欧洲。这就使得宗教的精神鸦片作用相对来说不如欧洲社会明显。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就有大量的欧洲学者指责天主教对于欧洲社会发展的负面作用,其中有一条就是天主教把民众教导成了绵羊,让主教和贵族们肆无忌惮的驱使和奴役。而中国秦朝的时候就有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反抗精神。意识上的重大差异,是导致中国和欧洲在底层民众反抗上存在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
第二,中国的社会结构是相对扁平化的,而欧洲从中世纪开始,是一个金字塔结构,相对来说欧洲社会的结构更稳定一些。中国从秦代开始就实行了郡县制度。皇帝从士大夫当中选择官员。士大夫入朝则为官,出则为民,但是又可以在最基础的县一级社会中充当乡绅,成为基层统治的主要辅助力量。无论是早期的察举制还是后来的科举制,本质上都是这样一种逻辑。也就是说,皇帝要巩固统治,必须于是大夫达成政治同盟,皇帝向士大夫们让渡部分统治权,与此同时换得士大夫为他在中下层社会巩固统治的回报。也就是说,以皇帝和士大夫联盟为基础的统治阶层要直接面对农民这样的底层民众。一旦发生利益冲突,农民的矛头直指统治核心皇帝。而皇帝与士大夫阶层的统治联盟破裂,士大夫阶层又会利用农民起义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欧洲社会则完全不同。 国王和中国的皇帝在统治模式上相差很大。国王实际上是贵族推选出来的共主。在欧洲近代扩张王权以前,国王的权力其实很小。而在国王之下又有诸多大贵族。大贵族将土地分封给中小贵族。中小贵族则将土地分给农奴耕作。欧洲封建制度的一个特点在于,不承认分封权力的传递性。也就是说,国王虽然分封土地给了大贵族,大贵族向国王效忠。但是从大贵族那里获得土地的中小贵族却不用向国王效忠,只需要向大贵族效忠。同样的农奴只效忠于自己的领主,而不效忠于国王。欧洲由此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统治秩序结构。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与中国相比,基层的统治力量非常强,但越是往上,统治力越是分散,中国则正好相反。中小贵族的权力世袭罔替,长期在自己的领地上生活,并监督农奴的生产劳动,对农奴的直接管理要比中国地方官僚的管理强度要大得多。因此,农奴的造反成本远比农民的造反成本来的高。
近代欧洲社会的变革力量,其实来源于两个契机。一个是欧洲中世纪晚期时候,发生了严重的黑死病疫情。这一方面,导致了人口的迅速衰减,使得劳动力成本急速上涨,刺激了机械对于人力的替代。另外一方面,也因此冲击的欧洲传统的庄园式经济。另一个是商业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城市的繁荣。欧洲的城市在中世纪晚期,逐步扩张,并大量吸收从农村逃离出来的劳动力。综合来看,黑死病直接打击了欧洲的庄园,城市的发展则从侧面削弱了庄园经济。最终导致了欧洲传统庄园经济的破产,这就为之后资本主义城市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欧洲近代的社会革命,早期的时候几乎都是由上层社会推动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底层民众的关系其实不大。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英国早已完成了社会转型,并开始进行工业革命。因此法国大革命虽然是欧洲社会少见的全社会动员参与的社会变革,但不是历史进程的开启者,而只是历史的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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