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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好看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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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白鹿原》体现了陈忠实作为优秀小说家的这三个特质。 菲茨杰拉德能将盖茨比浮华的生活描绘地仿佛身临其境，就在于他本人就一度沉浸于盖茨比式的生活；贾平凹的《秦腔》充满地域特色，融秦腔戏曲于文本，因为他打小就熏染在那般情境中；陈忠实能将关中大地百年沧桑娓娓道来，也源于他漫漫人生路的经验积淀。翻开《白鹿原》这本小说，我们会发现，几乎没有一个主要人物是绝对崇高，或者被符号化、特质化的，即便是仁义大度的白嘉轩，也能手段恶毒，也有着法海形象的一面。白嘉轩、鹿子霖、白孝文、黑娃、田小娥等，他们都游走在善恶好坏间的灰色地带，他们都被各自的欲望牵引着，他们的首要本分都是顽强地活着。一出出人世间的悲喜剧，由此铺陈开。故而，你很难对书中人物进行道德审判，或者圈定他们何种信仰、何种立场，活着可能就是他们最大的立场。 “圣人能看透凡人的隐情隐秘，凡人却看不透圣人的作为；凡人和圣人之间有一层永远无法沟通的天然界隔。圣人不屑于理会凡人争多嫌少的七事八事，凡人也难以遵从圣人的至理名言来过自己的日子。圣人的好多广为流传的口歌化的生活哲理，实际上只有圣人自己可以做得到，凡人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凡人们绝对信服圣人的圣言而又不真心实意实行，这并不是圣人的悲剧，而是凡人永远成不了圣人的缘故。” 我依然记得初次阅读《白鹿原》时看到这句话的冲击，那天下午，我借来同学桌柜里的这本书，老老实实看完，合上书本，不由长舒一口气。在我的笔记本中，我记录了不少内里的句子，其中一句是这样的：“好好活着！活着就要记住，人生最痛苦最绝望的那一刻是最难熬的一刻，但不是生命结束的最后一刻；熬过去挣过去就会开始一个重要的转折开始一个新的辉煌历程；心软一下熬不过去就死了，死了一切就都完了。”好好活着，活着就有希望。 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他/她这辈子寤寐求之的，大抵是耗费一段人生，倾注心力，写出一部对得起自己，经得起时代考验，停笔那刻不由感到“生而无憾”的作品。于是曹雪芹有了《红楼梦》、普鲁斯特有了《追忆似水年华》、哈珀·李有了《杀死一只知更鸟》，对于他们而言，一辈子写就这一部作品，已然足矣，而对于陈忠实，《白鹿原》就是这么一部作品。


1995年3月8号，陈忠实写下这么一句话——创造着是心地踏实的。而如今，这位扎根于土地的作家，再无法于人间进行心地踏实的创造，他就这么，毫无防备地与世长辞，作为他的读者，我不免感到无措。几度思量，为求心安，这篇简短的文章，权当我的纪念。 “白嘉轩轻轻摇摇头，转过身时忍不住流下泪来。” 附： 陈忠实谈《白鹿原》：《白鹿原》创作过程 寻找一种叙述 在1986年到1987年《白》书构思的这两年里，新时期文艺复兴发展到真可谓百花齐放的红火时段，欧美以及拉美几乎所有流行过和正在流行的文学流派，都被引进中国文坛来了。尽管未必都能读得懂，未必都能进入欣赏的愉悦，却仍然兴趣十足地阅读，基本的收获是大开眼界甚为鼓舞。 和这种五彩缤纷的文学景观不大匹配，或者说不大协调的事，已经悄然出现，就是出书有点难了。作家们正忙着追求新的文学流派和别致的写作方式，不太留意出版业已经完成了一次体制改革，由政府支配的计划经济性质，改为纯商品运作的市场经济体制了。一本书能否出版，利润的判断已成为一条硬杠子，具体到征订数目，如同一道判决书。当市场经济运作的无情而冷硬的杠子横到眼前的时候，我很快做出决断：只写一部，不超过40万字。之所以能发生这种断然逆转，主要是对这本书未来市场的考虑，如果有幸顺利出版，读者买一本比买两本会省一半钞票，销量当会好些。 我重新审视一个个业已酝酿着的人物，重新审视每个重要人物的每一个重大情节和细节，舍弃某些可以舍弃的情节和细节。即使如此，我仍然觉得40万的字数很难装得下已经难以再做舍弃的内容。这样，我便把自己逼到语言方式这条途径上来——采用叙述语言，也几乎就在此时作出了决断。 在我的语言感受和意识里，仅就篇幅而言，叙述语言比之描写语言，是可以成倍节省字数和篇幅的。但叙述语言较之白描语言，难度也要大很多，尤其是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要做到通体不松懈更不露馅儿的形象化叙述，就我已不算少的文字实践的感受和理解，完全能估计到这是非同一般的难事。然而，我已经确定要用叙述语言来表述已经意识和体验到的那一段历史生活内容，或者说必须寻找到和那一段乡村历史生活内容最相称的语言方式。这次由小说规模引发的语言选择，很快就摆脱了最初为缩短小说篇幅的诱因，导致成为对这部小说语言形态的严峻课题。 为了一种新的语言形态——形象化叙述——的追求，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试验。我在《白》书开笔起草之前，写了短篇小说《窝囊》和《轱辘子客》，就是要试验一种纯粹的叙述。我尽量不写人物之间直接的对话，把人物间必不可少的对话，纳入情节发展过程中的行为叙述，把直接的描写调换一个角度，成为以作者为主体的叙述。


印象最深的是《轱辘子客》，近万字的一篇小说，通篇都是以形象化的叙述语言完成的，只在结尾处有几句对话。我切实地体验了叙述语言的致命之处，不能留下任何干巴巴的交代性文字的痕迹，每一句都要实现具体生动的形象化，把纯属语言的趣味渗透其中，才能展示叙述语言独有的内在张力，引发读者读下去直至读完的诱惑力。记得《轱辘子客》在《延河》杂志发表不久，我从乡下赶到城里去买粮和买煤球，在作协院子里碰到几位同事，都说到这个短篇的语言，对熟悉我以往语言的他们来说，感到新鲜，也感觉到了明显的变化，都以为这种语言形态不错。我大受鼓舞，却不便说出这种变化的深层因由。 在《白》书已经草拟过半的1988年夏天，关中的三伏天热到近40摄氏度，屋里屋外都热得汗流不止，迫使我的草拟停止下来。偶遇下雨得着短暂的凉爽，我又写了两个短篇小说《害羞》和《两个朋友》，继续着叙述语言的演练。我计划的草拟时间为一年，正式稿预计两年，多一倍的时间预算，其中一条因素就是花给叙述语言的……意图很实际，到半年后摊开稿纸正式下笔时，便能进入完全自如的文字叙述。 草拟稿进行得超出预料的顺畅。到1989年元月，超过40万字的草拟稿完成了。1988年4月动笔，到次年元月完成，刨除暑期近两个月的停笔，实际写作时间只有8个月，这大约是我自专业创作以来写作量最大的一年，也是日出活量最高的一年。

又到清明了。当我在稿纸上写下“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的开篇话句时，我的心境竟是一种前未所有的沉静和舒展。我开篇叙述的感觉是空前的自在，对于叙述语言的把握也是空前的自信。我后来才意识到，此前用几个短篇小说练习叙述的工夫没有白做。 复活了的呻唤声 记不准确是在构思基本成型，或是在已经开始动笔草拟《白》稿的某一天深夜，我确凿无疑听到从上房西屋传出的沉重却也舒缓的呻唤声，且不止一声。这是我的厦屋爷的呻唤声。我不由得颤栗。我走出屋子站到院子里，瞅着即使在朦胧的夜幕里也掩饰不住的上房老屋残破颓败的景象，顿然意识到，这沉重却也舒缓的呻唤声，是从我记忆的心底发出的。 我的祖父辈有兄弟三人，属于两股的堂兄弟。我的祖父为一股，单传一个，到我父亲仍是一个单传，我的这个嫡系爷爷在我出生前已经谢世。另一股的两个爷爷是亲兄弟，老大也去世早，老二这个爷爷在分家时住着上房和西边的厦屋，我们这一茬孙子便叫他厦屋爷了。厦屋爷有两个儿子，据说都属于不安分守己种庄稼过日子的人，跟着外边来的一个人走了，此后再无声息踪影。我家的两间厦屋用土坯隔开，南边做厨房北边养牛做牛圈，一家人住在上房东屋。我在夜半被尿憋醒爬下炕在瓦盆里尿尿的时候，往往会听到从对面窗户传来厦屋爷深沉而又舒缓的呻唤声。那种呻唤声一般只有一声，偶尔还有连接着的较短也更轻的一声，好像第一声的余韵或回声。 厦屋爷去世时我顶大不过10岁，我也记不得有过什么亲近他的行为，他的面貌已经模糊，唯一的印象是他手里总捏着一根超长的旱烟杆儿。我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在我心底最深的一隅，还储存着厦屋爷呻唤的声音，竟然在这一夜更深人静的时刻响了起来。我知道，这是我业已构思成型、刚刚开笔草拟的《白》书里的人物，白嘉轩朱先生鹿三甚至包括鹿子霖这一茬白鹿原上的男人们，把我的厦屋爷在夜深时的呻唤声，从我的心底记忆里感应而出了。 我在小书房里骤然间兴奋起来，甚至有点按捺不住的心颤。在这一瞬，我清晰地感知到我和白嘉轩、鹿三、鹿子霖们之间一直朦胧着的纱幕扯去了，他们清楚生动如活人一样走动在我的小书房里，脚步声说话声咳嗽声都可闻可辨。这是厦屋爷的呻唤声，扯开了那道朦胧的纱幕，打通了我和白嘉轩那一茬人直接对视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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