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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因变法而发家，但为何也因为变法而死？

秦国,商鞅,公孙商鞅因变法而发家，但为何也因为变法而死？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商鞅因变法而发家，但为何也因为变法而死？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因为后台死了，如果秦孝公比他晚死，那么他就是善终。国家利益和贵族利益经常是矛盾的，如果要发展国家，势必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所以如果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或者保护自己的人不是很稳定，不要尝试改革与变法。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说老实话，我看见这类问题就觉得很愤慨。我想问问题主，人的生命的意义在于谁活的长久吗？

两千年来，商君所受到的诟病，甚至是咒骂一直呈放大的趋势，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统治阶级对此讳莫如深，有真像也不说破，明知是谎话也不揭露。

我们的先贤早在千百年前，就已经总结了天道，并推演人道，为我们揭示了宇宙人生的真谛。生命的意义，绝不只是活着。

商君在他那个时代，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奇迹，秦国不但不是六国所诋毁的虎狼之国残暴统治，反而是布衣驰骛的平民的天堂。司马迁虽然受他的老师董仲舒的影响，认为秦国欠缺仁政，商君刻薄寡恩，但他也在《史记》中承认，法行十年秦民大悦，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荀子在入秦考察的时候，对秦国各个方面的评价更是高度的赞赏，说观察当地风俗，那里的百姓淳朴，他们的音乐不下流污俗，他们的服饰庄重而不轻佻，他们特别敬畏司法部门而服从法律，是上古之民啊。来到都城官府，那里的百官严肃认真，无不谦恭朴素、敦厚礼貌、忠实守信而做事得当，是上古之官吏啊。进入这个国家，观察那里的士大夫，出了自己的家门，进入公家的大门；出了公家的大门，回到自己家中，没有私人的迎来送往（请客送礼）；不相互联合，不结朋交党，无拘束却没有不明白精通（法律）而公正的，是上古之士大夫啊。观察这个国家的朝廷，这个国家的朝廷清闲，听政和决断高效，各种事务不会遗留到第二天，安静泰然好象没有治理国家的人一样，是上古之朝廷啊。

这样的朝廷能与任何时代的朝廷相比，科技可以比千年以前发达，但公平未必就与科技发达程度成正比。

有些人无数次的问，无数次的拿商君的死来当成他人格有问题的证据，我觉得，商君的死最能证明的，就是那些被废掉了世袭特权的贵族们对他的仇恨有多深！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生死不是论成败的依据。《春秋》有大义，《史记》一样有大义。“固义之至也，忠之节也。是故君子以义死难，视死如归;生而辱不如死而荣。士固有杀身以成名，唯义之所在，虽死无所恨。何为不可哉?”这是秦国国相蔡泽对商鞅功成身死的评价，这段话记载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可见，古人不以生死论成败，以成大忠大义而论成败。





提问者说商鞅因变法而发家，这种辞措并不适合，发家用来形容做生意的商人适合些。商鞅作为杰出的改革家，并不是不知道变法革者是“得罪人”的一件事。在商鞅推行变法之前，变法者吴起推行的“吴起变法”已经有了“前车之鉴”，吴起在楚国主持吴起变法，楚王一死，楚国失去利益的旧贵族集体发难将吴起乱箭射死在楚王灵前，致使吴起变法功败垂成。可见，主持变法者为名利主持变法的可能性并不大。





那么变法改革者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要不计个人后患去革除封建地主的利益呢?蔡泽评价商鞅为君子、为士，说“君子以义死难，视死如归”；说“士杀身以成名，虽死无所恨”。其实，变法改革，并非是先秦法家一家的专属，先秦诸子争鸣诸家并起主张自家的治世理念也并非突然发生的现象，而是出于春秋数百年的乱世让有志于改变乱世的先秦诸家士子对之前数百年战乱不止的深度总结得出的自家主张。

先秦诸子将治乱世作为治学理想，以自家学派成果作为治世依托，在春秋时期便开始的争论，说当时百家争鸣是学风开放的时代，不如说百家争鸣是当时人们急切认定哪家是治世正道的时代。《淮南子》中说到，“诸子之学在于治时弊"。





诸家学子治学为挽救世道，理想之高远自然不计个人的生死，他们的精神理想也在“君子”、“士”中得到体现，并非儒家才有君子一说。法家作为先秦诸家中的一家，虽然治世理念有别于道、儒、墨三家，但是他们却都是那个时代理想高远的改革者，这是先秦诸子的共同点。只是改革的方式有轻重缓急之别而已，儒家提议以仁政习礼仪从个人教化改变渐渐到整个社会的转变;墨家则以兼爱非攻认为主动停止战争的方试或制止战争发生以达到改变社会;法家的改革理念最务实，也最切中要害，就是铲除封建地主实行君主专制，富国强兵一统天下，形成统一的制度和统一的治理。





所以，作为变法改革者的法家，天生就是封建地主的死对头，因为封建地主在封国内有自己的领地，有自己的特权，而且掌握了绝大多数的财富，这些有大片领地且在政治上有特权的封建地主是社会不公的根源，而社会不公是动乱的根本，不革除他们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治乱世无从谈起。





所以，要解决社会让多数感到不公的问题，必须铲除封建权贵特权的问题，没有特权就没有不公不信，法家的理念就体现在“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上。从前同一件事发生在贵族身上和发生在庶民身上是一样的，法不责贵、“刑不上大夫”就是封建贵族的特权。

如今旧贵族没有了特权要与平民面对同样的奖惩，必然仇恨变法的“始作俑者”，而让他们失去特权和利益的法家就是他们报复的对象，变法者虽然身居高位，一旦所依靠的君国逝去，变法者就成了变法失利者疯狂还击的对象。吴起如此，商鞅也是如此。变法者不计个人生死，功成身亡也是意料之中，计较个人生死的人也成不了变法者。古人不以生死论成败，以成大忠大义而论成败的君子之德让后世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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