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网站导航收录 > 百科知识百科知识

怎样看待挟尸要价？

应急救援,安新县,丑剧怎样看待挟尸要价？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问题补充： 挟尸要价事件的发生不是一次两次了，对于这种事情，大家怎么看？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7月7日，几名外村人在河北保定安新县北何庄村东边河里捞鱼，其中一名50多岁男子不幸溺亡，闻讯赶来的打捞队向死者家属索要两万元捞尸费，因价格一直谈不拢，打捞队始终没有下水打捞。一旁的5位村民实在看不下去，最终下水将死者尸体打捞上来。死者家属事后希望给5位救人者几千元钱作为酬谢，同时请他们吃饭，被5人婉言谢绝。

类似的“挟尸要价”丑剧，近年来在各地不时上演，特别是在夏季和暑假，因玩水、游泳等导致的溺水事故多发，“挟尸要价”之事更为多见。2009年湖北荆州曾发生一起“挟尸要价”闹剧，可谓此类事件之最恶劣案例：长江大学多名大学生在荆州长江干堤沙市宝塔河段勇救落水儿童，其中三名大学生不幸溺亡，当地一家打捞服务有限公司先后打捞起三名大学生的尸体，该公司人员多次向长江大学带队教师索要打捞费，声称“说好的三万六，钱到位了再往上拉”……





一边是溺水者命悬一线亟需救援，或者是溺亡者家属（或特定关系人）希望尽快将溺亡者打捞上岸，一边是专业打捞队狮子口大开，胁迫溺水（亡）者家属先按他们的开价交钱，否则就不下水救人捞尸，如此“先收钱再救（捞）人”甚至“挟尸要价”，两者构成了一个强弱悬殊、对比鲜明的场景，充分暴露了打捞队“完全市场化运作”下极端自私冷漠的丑恶本性。

对于这种唯利是图、只认钱不认人的黑心打捞队，社会舆论自当给予最严厉的批评谴责，但仅有舆论的批评和道德谴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打捞队既然是“完全市场化运作”，其生成的逻辑和存在的基础决定了，他们不会在乎社会舆论如何评价，即便今天“挟尸要价”刚刚遭到人们痛斥唾弃，明天如果又有人溺水溺亡，他们同样会坚持“先收钱再救（捞）人”绝不动摇。所以在批评、谴责之外，我们应当认真分析“挟尸要价”丑剧的成因，对症下药探究解决的办法。

“挟尸要价”丑剧频现，首先凸显了应急救援公共服务供应不足、服务体系薄弱缺位的尴尬现实。7月7日保定安新县北何庄村溺水事故发生后，闻讯赶到现场的除了打捞队，还有消防队队员和派出所民警，其中消防队作为负有“组织实施专业技能训练，配备并维护保养装备器材，提高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能力”“迅速接警出动，及时有效扑灭各种火灾，全力参加灭火以外的各种抢险救灾”之法定职责的公共职能部门，具有抢救溺水人员的专业训练、器具和技能，他们在现场做了什么呢？从报道中看到，消防人员既没有立即下水救人捞尸，消防人员和派出所民警也没有干预、制止打捞队向溺水者家属讨价要价，他们几乎未做任何工作，这算不算一种失职渎职呢？





公安、消防、海事等公共职能部门履职不力，应急救援服务严重滞后或短缺，这种情况在2009年荆州“挟尸要价”事件中也表现得比较突出。尽管当地政府发布的事故调查报告认为，公安、海事等部门出警、处置并无不妥，但媒体调查和相关专家均认为，鉴于当地溺水溺亡事故多发，政府主导的应急救援服务应当形成覆盖面广、反应迅速、高效得力的工作机制和保障体系——如果公安、海事等部门出警迅速、处置得力，那么长江大学三名见义勇为的学生本该有获救的希望，打捞公司在整个过程中也不会有“挟尸要价”的机会。

分析“挟尸要价”丑剧的成因，其次可以从完善基层自治、加强公益服务的层面入手。在我国江河湖泊沿岸的广大农村、城镇，基层社会长期培养积累了一定的应急救援力量，地方政府应当积极发挥组织动员、协调引导作用，推动基层应急救援力量形成专业性、公益性自治服务体系，作为政府主导的应急救援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

据保定安新县北何庄村的几位救人者介绍，当地村民大多水性较好，“（7月7日下午）2点来钟的时候，十几个村里人一起划着船，我们村船多，大家都一起帮忙。船上的人拿着4米多长的竹篙，一边划船一边拿竹篙往水下戳，还有人扯着嗓子指挥协调……”5位村民对唯利是图的打捞队“看不下去”，自己组织了一个打捞队，将溺亡者尸体打捞上来，这足以表明，在保定安新县北何庄村这样水系发达的地方，发展和完善基层自治，加强公益性应急救援服务，具有现实的基础和较大的成长空间。

在政府主导公共服务、完善基层自治发展公益服务的基础上，或者说在这两个层面之外，第三个层面是以市场化手段，培育和发展针对溺水溺亡的应急救援服务，市场主体就是各地出现的打捞队、打捞服务公司。对这些“市场化运作”的服务企业，政府职能部门一方面要加强价格指导和监管，依法遏制、打击其随意定价、漫天要价等价格违法行为，另一方面，还要指导、监督其制定规范、合理的服务标准，要求比照医院“先救治后收费”服务模式，严格执行“先救（捞）人后收费”规定，严禁企业利用专业技术优势、垄断性经营条件或应急救援等特殊情境，对客户进行威逼胁迫，如果发生“先收钱再救（捞）人”“挟尸要价”等恶劣行径，须依法依规予以严惩。





上述三个层面中，最需要强化的是第一个层面——政府主导的应急救援公共服务体系，最需要补上短板的是第二个层面——完善基层自治，发展应急救援公益服务，最需要规范的是第三个层面——打捞服务企业提供的市场化应急救援服务。政府除加强自己主导的应急救援公共服务体系，还可以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从提供公益服务的基层自治组织和提供市场服务的打捞队、打捞服务公司那里，购买针对溺水溺亡的应急救援服务，以及防范、遏制溺水溺亡事故的综合治理服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合作形式，基层自治组织可以获得更多公共财政资金，以增强自我发展和完善的活力；打捞服务企业可以在政策、执法等方面获得更大保障，比如获救者如果事后拒不支付相应的救援服务费，溺亡者家属如果事后拒不支付相应的打捞服务费（这是打捞服务企业最担心的两种情况，也是造成“挟尸要价”行为的客观因素之一），打捞服务企业依法向获救者、溺亡者家属追索，政府职能部门和司法机关应当予以支持。

从道义上谴责“挟尸要价”可能是最过瘾的，但光有道义上的谴责其实是最没用的。只有政府、社会、企业三管齐下统筹合作，形成协调互补、处置有力的应急救援服务体系，才能最大限度避免溺水溺亡者被黑心打捞队绑架，避免“挟尸要价”丑剧一再上演。

 1/2    1 2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