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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人被贬多。是诗人气质更易遭贬?还是被贬的坎坷催生了诗词?
诗人,诗词,文人诗词人被贬多。是诗人气质更易遭贬?还是被贬的坎坷催生了诗词?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神操作,把苏东坡弄懵了,被贬的经历让他彻悟人性。王安石死后五个月,司马光随之而去,苏东坡在西湖修了三潭印月。
只要是知识,都是有用的,就看你会不会用。
诗人都是聪明人,只是聪明人遇到的,都是高手。跟高手过招,被贬很正常,被贬的坎坷历练了诗人的心智,丰富了阅历,深刻的思辨,自然催生了更美的诗词。
苏东坡对此认识非常的深刻“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东坡先生对大智若愚的理解,到了极致,我们看一下,这首诗的背景。
司马光还有王安石,都是苏轼的贵人,人生导师。可惜,东坡先生做人有点不着调,看不透局面。
北宋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危机,王安石变法已经成为天下大势。
司马光是一个坚决的反对者?这对师兄弟,做事给自己留后手,王安石走上前台,司马光隐在后台。
东坡先生人生历练不够,对新法提出了质疑。卖弄聪明的东坡先生,被卷入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乌台诗案”震惊朝野,王安石出手保住了他,贬谪黄州。
我们看一下所谓的反诗,“竹篱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处处花。无象太平还有象,孤烟起处是人家。“
这得多么的脑洞大开,才能看出苏东坡反对新法?
这就是莫须有!就是说,想弄你,不需要理由。
这次打击,让苏东坡迅速成熟了!他终于明白,聪明是一种肤浅地卖弄,智慧才是立身之本。
因此,写下了千古文章《水调歌头》 ,非常巧妙地拍了拍当朝皇帝的马屁,“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
这首诗就是不可逾越的巅峰。最有内涵的一句,“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让皇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可是,东坡先生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为王安石的变法,在丰收的情况下,老百姓也要逃荒,因为交不起银子。
王安石的变法必然失败,就连王安石自己都明白,用当权者的权力,去改变利益格局,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但是不能不为。王安石就是一个团体的代言人,只有变法才能,缓解宋的危机,让自己的团体获得话语权。
就在王安石变法带来的红利,消耗殆尽的时候,司马光果断出手,彻底否定了王安石的一切。
彻底否定,干净利落脆!
东坡先生本来已经被召回了帝都,却没有看懂司马光的一系列操作,提出了质疑,再一次被贬。
这次被贬,是团体内部的一种妥协,苏轼要全身而退。在杭州,修建西湖景观的,把一口大缸倒扣西湖中,露出水面的三个脚,倒映在水面之上。
这个景点非常出名,三潭印月。
其实,王安石、苏轼、司马光都是一种人,儒家社团想在历史上呼风唤雨,就要造势,和借势。
需要高超的手段,和深远的思辨。
无论王安石变法,还是司马光砸了新法,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苏轼看懂后,觉得压力山大,去西湖消遣心中的郁闷,毕竟能够布局历史的人,都是大能。也许,经历了新法的起起伏伏,东坡先生真正的成熟了,也老了。
苏东坡去世前二个月,对自己盖棺论定,“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一代词人,落幕了!
留下惊艳的词,和西湖美景,特别是三潭映月!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您提的这个话题,是个很深刻广远的议题,而且一题两问。这需要下点功夫,纵横展开地谈一谈,因为这个议题,它具有历史和现实双重意义,有必要论一论,以开心志。
一、为什么古代历朝做官的文人多被贬谪、官运不畅?
从唐代说起,唐以前的屈原、贾谊、司马迁、曹植等;唐时期的李白、杜甫、张九龄、王昌龄、骆宾王、孟浩然、王维、柳宗元、李贺、王勃等等;还有唐以后的苏轼、王安石、陆游、蒲松龄、曹雪芹、龚自珍等等(一下都数列不清)。
事实上,一部中国文学史,实际就是中国文人的仕途辛酸史。由于中国文人始终有着难以消除的仕途情结,在孔子“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引导下,与做官结下了不解之缘。隨朝科举制度的建立,为寒门子弟读书求取功名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尤其是唐代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使更多读书人走上了政治舞台。然而,纵观唐代前后这些做官的文人,大多都官运不畅,或怀才不遇、屡次遭贬;或仕途坎坷、命运不济;还有的身世维艰、悲凉早逝……绝大多数文人则仕数不遇,壮志难酬。
对于这个历史现象,近现代的史学家、文学家都做过大量的研究和探讨,认为:中国古代的文人往往只具有文士之才,却爱做指点江山的梦想,以建立盖世功业自命,而一旦一厢情愿的梦想在严峻的现实上一再撞碎后,不是据此去清醒地认识自己,而只是激愤无比。
其实,社会的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因素,文人在政治素质上的储备不足是使文人难以在仕途上站稳脚跟并成大气候的最根本原因。
政治是一个宽泛无边的大学问,是非具有雄才大略和文治功底之才所不能及的。然而,政治关系是上级与下级的行政关系,只需要服从,与文人天真率性的品格是格格不入的;政治家需要胸怀天下,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做出“丢卒保车”的决策。文人则容易抓住一点而不及其余,往往小题大做,因小失大;政治家在波谲云诡的复杂形势下,多权谋、善机变,能够自如的驾驭局面,文人则往往六神无主,手足无措,在慌乱中坐失良机;政治家处事果断,文人则优柔寡断且言过其实。
说白了,中国古代文人往往有从政的强烈愿望,而无政治才能。这是他们在官场上混不好、混不下去的主要原因。
二、古代文人也有做官做得游刃有余的政治家,只是做了“转身”罢了
当然,文人不是天生不能做官,事实上,历史上的好官大多也是文人出身的。但是,这些出身于文人的好官从严格意义上说,己经远离了文人的职守,他们充其量也只能是“准文人”。他们的政治素质已远远高出了他们作为文人的素质,他们依然实现了从文人到政治家的“历史蜕变”。也许从今人的眼光来看,魏征、张说、狄仁杰、姚崇这些人都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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