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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皇帝的宝座的？他当上皇帝是天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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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朱元璋封的太子死掉了，这是朱元璋唯一的继承人，国家没有了太子，非常的遗憾，朱元璋非常的伤心，他觉得这辈子最遗憾的事就是没有继承人，洪武31年，朱元璋死掉了，死在了南京故宫里面，他遗照里面说的话非常感动，让所有人都感动了，朱元璋唯一的愿望就是让这个社会继续流传下去。 朱元璋是一个非常神明的皇帝，他这辈子做了非常多的好事。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小编讲的历史，我会继续给大家更新不同的历史。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朱元璋造反的最初的目的只是求得“自存”，后来看到与他争夺天下者，也不过是些没有什么远谋深虑、“志骄”“器小”的庸庸碌碌之徒，在谋士的劝导下，才确定了夺取天下的“远略”。至于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采用什么“理论”作为宣传的工具，这要看当时的需要。早年朱元璋信奉弥勒教，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的一种选择。元璋年轻时作过和尚，这更不是由于信仰，用他的话来说只是“托身缁流”（《皇陵碑》），是用以解决吃饭问题的临时措施（一般说来游民很难有坚定的信仰，他们倾向把一切都工具化）。当朱元璋参与红巾军的造反活动时，他还是个游方和尚，这时以明教为旗帜的造反活动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此时要生存和发展，投靠红巾军是一个较好的选择，所谓“背靠大树好乘凉”。在几年的军旅生涯中，朱元璋充分表现出其军事天才与临时应变的机谋，他逐渐从对郭子兴的依附下走了出来。力量壮大了，并且有了足以和割据天下的“群雄”一较高低的力量.

　　 夺取天下与一般造反活动是不一样的。封建社会中迫使人们武装反抗的原因很多，然而，由于封建社会实行严刑峻法，敢于拉起大旗造当朝反的，绝大多数还是因为走投无路，才铤而走险的。这个时候，只要造反主体有胆量、富于冒险精神，就可能竖起义旗。可是，当壮大起来的造反者进一步要取得和建立政权时，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汉代陆贾曾对刘邦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也就是说，建立政权、治理天下都是需要学问的。的确，它也是一门极复杂的学问，它不仅有军事上的战略战术问题，也包括政治艺术和政治技巧的运用的问题，这里有一整套政治、军事文化。这些在鼓励人们造反的弥勒教、明教中都是没有的。在其它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军事学说（例如西洋政治学）还没有传入中国时，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的政治军事文化还是志在夺取天下人们的唯一的选择。不管是谁、也不管他代表哪个阶层的利益，只要他想建立政权和一统天下就得使用这一套。当然，这时的儒家学说已经从法家、兵家、纵横家那里吸取了很多东西，不是纯粹的原汁原味的儒家学说了。这种学说不仅具有理想性、还有具体的可操作性。

　　

早在至正十三年（1353）李善长投靠朱元璋时，就为朱讲了一套儒法杂揉的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之术，并鼓励他以汉代的刘邦为榜样。朱元璋自然而然接受了儒家的治国理念。特别是儒生陶安、李习、唐仲实、朱升、孙炎、宋濂、刘基、叶琛、章溢等人加入了朱元璋的队伍以后，把儒家所主张的一套“革命”造反的“顺天应人”之理和夺取天下后的治国安邦之术灌输给了朱元璋，使他从只知道造反求生的山大王变成立志一统天下的“群雄”之一。

　　

这些道理和谋略大体说来不过四条。一是，打起儒家“尊王攘夷”的大旗，所谓“内诸夏而外狄夷”。长江南北的汉族人民已经被蒙人和色目人统治了近百年，吃尽了民族压迫的苦头。元朝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定为国策，形诸法律，大量行于社会实践当中，这些例如汉人殴伤蒙古人要判死刑，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许还手，打死了汉人，只赔一头驴；汉人，就是身为贵官，与蒙古人交往，行礼毕，要把双手反被过来，作捆绑状，以表示归顺之意。这种摧辱汉人自尊和人格的做法，使得重视礼仪和面子的汉人不能不感到奇耻大辱（清代统治者就比蒙古统治者聪明得多，他们也歧视汉人，但给文人士大夫以面子，所以直到现在许多人还引以为荣）。应该说是元代统治者启发了汉人的民族意识。因此朱元璋打起民族的大旗是上应天理，下合人心的，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他在北伐元王朝的檄文中说：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明太祖实录》转引自《朱元璋传》）

　　

檄文中还对北方的广大老百姓说：“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扩清，志在逐鞑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雪中国之耻”这个口号，无疑对于处在第三、第四等级的汉人、南人来说是极有号召力和煽动力的。有的学者用流行的阶级斗争理论，指责檄文是利用民族斗争掩盖阶级斗争，这是极可笑的。实际上，对朱元璋来说他关心的是把全国老百姓都动员起来，站在自己一边把元朝统治者赶走，一统天下。此时还没有别的政治斗争理论来组织人民和动员人民，他和他智囊人物不可能创造一套新的理论，即使创造出来老百姓也不懂，不会接受。

　　

其次是“仁者无敌”的理论，这是儒家治天下的核心理论。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统治下“暴君专制”与“暴民乱治”的轮回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元朝末期，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武装反抗斗争特别激烈，烧杀也十分严重。陶宗仪《辍耕录》中的“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享太平”，正是乱世之中这种报复情绪的一种反映。这种杀戮不会象一些历史学家想象的那样只杀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不杀普通农民的。朱元璋是元末社会大动乱的见证者，他在《大诰三编•造言好乱》一节中说：

　　

且昔朕亲见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当是时，恬于从乱。一从兵后，弃撇田园宅舍，失翫桑枣榆槐，挈家就军，老幼尽行，，随军营于野外，少壮不分多少，人各持刃趋凶，父子皆听命矣。与官军拒，朝出则父子兄弟同行，暮归则四丧其三二者有之。所存眷属众多，遇寒朔风凛凛，密雪霏霏，饮食不节，老幼悲啼，，思归故里，不可得而归。不半年，不周岁，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儿父母亦丧者有之，如此身家灭者甚多矣。

　　

这是朱元璋亲眼所见、亲身所经历者，战乱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那是不分贫富和原来的社会地位高低的。真是“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啊！广大老百姓处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对于不搞滥杀的“仁政”的渴望的强烈，可以想见。朱元璋参加反元斗争第二年，在他初步摆脱对郭子兴依附的时候，便理解到这一点，他确定以汉高祖刘邦为效法的榜样，不乱杀人。后来他行军打仗都注意军纪，为自己树立一个仁者之师的形象。这种作法也为自己最大限度地争取各个阶层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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