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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你还相信爱情吗？
爱情,的人,我的时至今日，你还相信爱情吗？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灵甫那年实际42岁还多。这一下，就冒掉了十岁。后来他告诉我，自己从脸到脖子，一直红到底。
张处长继续说，我们副军长还没有结婚啊，王太太你在长沙，老长沙了，你认识好的小姐给我们副军长介绍。我伯母讲，那当然，有好的我一定给你介绍。张处长说，你们家那么多小姐，也可以介绍嘛。我伯母讲，大的呢，都名花有主了;小的呢，年纪又都太小了。张处长讲，那就找那个不大不小的嘛，眼睛就朝我看。
我坐在那里当然听得懂嘛，不大也不小的就剩我了。于是我生气了，就把脸一板。
我对他一无所知。
他老是穿军服，像是个军人吧。我心里猜测。
伯母告诉我，张军长可是抗日的名将。可别人越是这么说，我就越不把他当一回事、越不理他。而他呢，大概也是经历过太多事情了吧，可能就是觉得我傻傻地耍着小性子很让他喜欢。
那次以后，他就越发频繁地到我们家里来，几乎每天都要来。刚刚开始，我看见他也不讲话，有时候还故意出门避开他。慢慢地，跟他熟了。英俊?我不觉得，就觉得看着还顺眼。
有时候，他给我讲故事。他告诉我，战争爆发前，他在北大读历史系。每一朝每一代的文化名人、野史传奇，他如数家珍。他喜欢讲，我也喜欢听。
而他自己抗战时打仗的故事，却从未讲过。
人家说他是跛子。一次战斗中，他负了伤。机关枪扫到了他，子弹留在他的脚里面。当时的医学不是很发达，打完石膏后，那个脚就不能弯了。可是从他走路的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来，只是走得久了会很痛、很累。
他从来不讲他得意的事情，也从来不会告诉我他最痛苦的事情，可能他觉得我太单纯了吧，不想拿这些事情来烦恼我。我只觉得他很可靠，有时候就觉得他像我爸爸、有时候也像我的好朋友，所以对他很信赖。
很快，他就对我求婚了。我的母亲对此是很反对的。一方面，觉得我与他24岁的年龄差距始终很难逾越;另一方面，我的母亲守寡半生，她不喜欢自己的女儿嫁一个军人。她说军人的生命是不可靠的，她不想我也重复她的命运。
对嫁给一个军人是什么样的想法?如果有一天他走上战场会怎样?不，当时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我相信日本人投降，战争结束了。
（尽管母亲反对，这门亲事还是定了下来。就在两人决定结婚之际，张灵甫接到了升迁令，他被提升为74军军长，即刻前往南京报到。于是，两人将婚礼地点定在了上海。因为时间紧迫，王玉龄穿着大一号的鞋子，张灵甫穿着借来的西装结了婚。婚礼结束的当晚，两人就坐上了前往南京的火车，一个上铺，一个下铺，度过了他们的新婚之夜。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国共双方开始会谈。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签订了《双十协定》，两党矛盾暂时得以缓解。在南京，张灵甫与新婚妻子王玉龄度过了一段平静而快乐的时光。）
短暂而快乐的时光
他的胸口有一条长长的伤痕，头上也有。
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从他的脑袋旁边嗖地飞过，流下一道弹痕。他说，那是他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结婚后不久，他被提升为74军军长，即刻前往南京报到。我与他在南京度过了一段平静快乐的时光。
他教我骑马。那时候我刚刚开始学，还不大会骑。他驾着马在前面跑，我的马不知怎地也在后面跟着他跑，怎么拉缰绳都停不下来。我吓得死叫，大喊：别跑那么快。他就在马上回头冲我笑。
年龄的隔阂我从没感觉到。他也从来不讲什么很肉麻的话。但是他会说：我讨了一个好老婆，这比什么财富都重要，我要讨饭的话我老婆可以给我拿碗。他有时候讲些话，就会让我很感动。
有一次我与他闹矛盾闹得很严重，我说我要跟他离婚。这可把他吓坏了，他说假如我要真的离开他的话，他宁可老死于山沟。他向我赔礼道歉，最后干脆在我面前立正，站得毕恭毕敬，向我敬礼、敬军礼。看到他这样，我是又好气又好笑，说我又不是你的上司，跟我敬什么礼啊，还不理他。他说你不原谅我，我手就不放下来。
他身边的人告诉我，张军长如今在南京地位显赫，是炙手可热的大红人。因为驻扎在南京郊外的74军充当着守卫南京的角色，身为74军军长的张灵甫，地位自然非同一般。
抗战结束后，国共开始和谈。南京的交际活动也越来越多，他不喜欢交际，这个请那个请他很讨厌的。最让他高兴的事情还是让他去带兵，好像解放了他一样。
（19岁的王玉龄没有想到，这会是她最后一次与丈夫见面。王玉龄生下一个男婴，她打电话给前方的丈夫通报了这个喜讯。放下电话，王玉龄将儿子的照片寄给了丈夫。她不会想到，丈夫此生都无缘见到他的儿子。）
最后一次见面
1946年8月，张灵甫接到命令，率部队出南京投入华东战场。
走之前，我为他收拾行李。听到过别人讲的他在战场上的那些英勇经历，我相信他是不会死的。甚至就觉得好像是出去旅行的样子，还告诉他，觉得饭菜吃得不好的时候，要记得用维他命补充。还把他行囊中的衣服列了个清单，写了个条子给他。很平常的心，他让我一点也没有觉得紧张，也没有觉得难过。
10月中下旬，他指挥部队和粟裕的野战军对垒。
期间，他时常给我写信，他也不讲他怎么想念我，就说家里养的鱼要死了，花也要浇水了，还有就什么时候回来，其他什么也没说。他还给我画了一个图样，设计我们家的花园。在图里画了什么花要种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种什么花，他都写给我。
在我面前，他从来没有将战争当作一件很大的、很了不起的事情，他让我也没这种好像恐惧，也没这种感受。
1947年的春天，我去前线看他。当时我已经怀了9个月的身孕。怀孕让我一下子长了40磅，走路也很吃力。我说哎呀怎么得了，长得这么胖。他说忧愁就会瘦，就像哄孩子一样叫我睡在床上，闭着眼睛去找忧愁。你说我傻不傻，19岁不晓得什么叫忧愁。闭着眼睛找忧愁，忧愁没找到，结果我睡着了。
此刻的我并不知道，忧愁马上就要来了。来得太多，太快了。
家里突然派来了两个卫士在门口站岗，所有的报纸也都停掉不再递送。
十天前，我们的儿子出生了。他打电话来，跟我说话。听得出他很高兴。在听筒里乐得哈哈大笑，问我儿子声音响不响亮，还说我心地善，将来一定多子多孙。并让我赶紧把儿子的照片寄给他看。
此后，他再没有打过电话回来。我在家坐月子，有人来看我的时候，卫士也跟进跟出。我隐约觉得有些奇怪。
周围的太太们告诉我，从前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都是一两个月没什么消息，很正常，没事。
我一听好像大家都这样说，就觉得应该没有事情。
几个月后的一天，他的部下杨参谋突然来到家中，一进屋就一下子跪倒在我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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