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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和嬴政同一时期的某个历史人物，你该怎么阻止他统一六国？

秦国,六国,楚国如果你是和嬴政同一时期的某个历史人物，你该怎么阻止他统一六国？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此时，霸主的走势从秦、楚、齐变成了秦、齐、赵，再变成了秦、赵。

为什么这里面多了一个赵国呢？在楚国衰落期间，赵国通过改革胡服骑射，并吞了中山国，一举称霸。

这之后，秦国与赵国两强并立，秦在鄢郢之战中攻下楚国都城，赵在阙与之战中大胜秦国，两者各自扩张，不可一世，最终终于爆发了一场大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长平一战中，杀神白起大胜草包赵括，一手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超大型歼灭战。

自此，秦国就再也没有对手了。

然后，我们再看看秦国遭遇过几次联合反抗。这里就涉及到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合纵。

第一次，大约是在公元前318年。在此之前，秦以武力吞并土地，先后与魏、韩为敌，于是，公孙衍联合魏、赵、韩、演、楚五国合纵，打到了函谷关，但最终兵败。

第二次，大约是在公元前298年。也是因为秦以武力向魏、韩、楚、赵进攻，最终齐、韩、魏合纵，这一次打进了函谷关，合纵军胜利。

第三次，大约是在公元前287年。还是因为秦进攻韩、魏，秦国尊齐湣王为东帝，秦昭王自己则称为西帝。这让其他国家大为恐慌，最终在苏秦的游说下，齐、燕、韩、魏、赵合纵，但这一次秦国怂了，没打就把之前的土地还回去了，称号也改回去了。

第四次，大约是在公元前247年。这一次，仍旧是因为秦进攻，通过范睢的建议，秦昭王实行“远交近攻”的策略，再次将目光盯向了韩、魏、赵。在长平之战后，杀神白起已经打败了楚国、魏国和赵国（鄢郢之战、华阳之战、长平之战），所以魏、赵、韩、楚、燕五国再次合纵，打到了函谷关后撤军。

第五次，大约是是在公元前241年。这时候才是嬴政的舞台。他依旧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不断攻打韩、魏、赵，并不断取得胜利。最终，赵、魏、韩、燕、楚再次合纵，打到了函谷关，但未能攻入。

这就是五次合纵攻秦。

所以，我们由战国霸主的变迁趋势就可以看出，秦国从战国中期就没有再霸主的位子上掉下来过；由五次合纵伐秦的战果和秦国之后的强势态度可以看出，秦越到后来越不怕其他国家合纵。

等到秦始皇嬴政时期，秦国已经不惧怕任何国家了——哪怕你们联合起来。

所以你问在嬴政时期怎么样阻止他统一六国——我想杀了他也不能阻止六国归秦，只不过会换一个人罢了。

那我开头说的办法在哪儿呢？

第二次合纵伐秦，也就是攻进函谷关那次，直接灭了秦国，这可能就是最好的就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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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如果允许使用现代的知识还是有办法的，难度比较大，秦军太强了还是开科技树，火枪火炮，襄阳炮，也许能阻挡秦军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这个问题问倒我了，问到我笑了。如果我是那个时期的历史人物，我想我不是阻止他统一六国，而是帮助他少用杀伤的统一六国。

纵观大历史，一定是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的，没有说一部中国史就是一个朝代史，而是很多朝代的历史更迭。所以分而久之之后，一定是个大一统朝代，这已经被历史所验证。我们来看看秦朝以前是怎么一个社会，战国时期，七雄争霸，百家争鸣，这些对于研究军事或者研究思想文化的人会很兴奋，但是对于平常百姓来说就不一样，农耕文化下的农民，需要的是安稳的耕作环境，常年的战乱使得生活流离失所，这不讨厌吗？对于商人也是一样，各地区五花八门的货币，还有市场限制，这些都不利于商业活动。所以混乱的战国时期至少比不上统一的国家来的实际。

所以，秦始皇统一六国是时代需要，只不过秦朝二世昏庸使得人们忘了他的意义。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为什么阻止？天下大势是一统的中国！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相对于秦国的已走向极端的\"严而少恩”、\"重罚少赏不赏\"和\"“繁刑严诛”黑暗暴力法治，作为楚怀王只要在政治上\"简刑重赏\"和采取\"举孝廉\"制度，在经济上采取分田到户和奖励农耕奖励生育(在收获季后农闲时举办各种比赛，比谁家的猪最肥，谁家的牛力气最大，谁家的男丁背负重物跑得最快...), 军事上也要进行各种练兵演习和单兵比武大赛。

假以时日，肯定可以使楚国强国强军 碾压在‘’军功爵位\"制刺激下培育出来的变态秦国虎狼之师。

秦王嬴政主张“事皆决于法”，高举“依法治国”大旗治理天下。但是,他过分迷信\"暴力万能论” ,使法治走向了极端,将过去仅作为\"德‘’和\"礼”的辅助手段的“刑”这种强制性措施提升到压倒一切的主导地位...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商鞅变法使“法治”在秦国扎下了深深的根,在社会各个方面形成了系统的、牢固稳定的一整套制度。虽然商鞅也倡导“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轻罪重罚的“重刑主义”，但是商鞅在主张“重刑”之外，还补之以“厚赏”;其次,商鞅也还没有忘记“重刑”的最终目的是“去刑”。不过,商鞅的法治理念到了秦王嬴政时代都走向了极端，“重罚厚赏”变成“重罚轻赏少赏”。到了秦统一六国前夕，韩非子说：“重罚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把法治的重点转移到突出“罚”的作用上。“重刑主义”到了秦王嬴政手中，它的最终目的和合理限度完全被抛到九霄云外。秦王嬴政既不主张“以刑去刑”，也不主张“重刑厚赏或少赏”，而是主张“专任刑罚”的“重刑不赏”！这种极端思想被丞相李斯表达得淋漓尽致：“名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可以看到，法治思想到了秦王嬴政这里，已完全偏离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的初衷，而成为独裁者秦王嬴政“举错暴众”，与民为敌的残忍而野蛮的统治工具了。统一六国后，他接连颁布了“妄言法”、“焚书令”、“挟书令”、“诽谤法”等禁锢思想的苛法, 又对已有的律法加大了惩罚力度。如，秦统一前的《徭律》规定：“失期三日到五日，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到了秦统六国后居然改为“失期，法皆斩。”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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