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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为何有那么多奇才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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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民国时期为何有那么多奇才怪杰？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民国时期有很多奇才怪杰，这要从历史的发展角度看:中华文化及思潮发展三次高峰中，民国文化及思潮是第三次大发展，这需从元代的统治时期谈起:

元朝时期虽然华夏疆土广阔，空前广袤。但是，对中华民族没有起多大进步作用，而他的掘墓者明朝，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几乎也没有建树，明朝是中华民族的修复期。

而随后的清朝以满蒙汉藏为等级的王朝，严重伤害了中华民族自尊。清政府统治阶虽然对中华民族的统一起积极作用，对经济发展的方向也有引领，但在文化方面可以说对中华民族是一种桎梏，种族欺视、文字狱等政策严重压抑人民的积极性，这极不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清末时期，内忧外患，清政府狂妄自大闭关锁国，但国外船坚利炮依然打到国门口，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已开始传播，被逼的洋务运动给人民带来的利好，民族产业星火之势，诸如此类的进步摧毀三百多年的腐朽的清王朝。

各地军阀豪强兴起，和探索中华民族未来的有志之士、前赴后继拉开民国的序幕:长期遭封建王朝统治和压抑的人民，发动了随之而来的的革命，是各种思潮的总暴发:

留学幼童代表工程师詹天右，为民族工业添砖加瓦。中国实业代表盛宣怀，为中国近代商业而作出重要贡献。文坛奇女张爱玲、胡适、刘半农、鲁迅等倡导了新文化运动。教育家赵元任、刘师培、蔡元培等为国民教育呕心历血，骂袁世凯搞帝制的国学大师章太炎，打蒋介石的文史专家刘文典，革命先驱孙中山、黄兴等为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奋斗终生……

他们从各个方面探索救国为民的道路，这是历史趋勢，也是一种必然，各类奇才怪杰为中华民族命运而生，风起云涌不可避免！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回答这问题时，难免会想起那个一直萦绕在教育界心头的钱学森之问，“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一个成就达到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民国短短30余年，内忧外患、民生凋敝、狼藉一片，却有一段辉煌的高等教育史，可谓大师云集，灿若星河。譬如名扬中西的西南联大就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元勋、171位两院院士。这对于经历了晚晴、北洋、民国、新中国的钱学森来说体会是复杂的。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曾获得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郑哲敏院士用了“要有自由”四字解答钱学森之问。回到本问题，民国时期为何有那么多奇才怪杰，无非自由焉。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7年8月-1946年7月）




自由就于兼容并包。

如蔡元培治下的北京大学“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特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一时北大各种主义和思想荟萃、各式学说云集，既有捍卫传统文化的旧式教员辜鸿铭、刘师培，也有高举新文化大旗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既有黄侃、刘文典这样狂狷桀骜之士，也有胡适、傅斯年这样的道德文章。课堂上，各派观点相左，互相批判，却又能互相交融。在这样的环境下，北大学术成果累累，人才井喷，也推动了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正如冯友兰的评价，“兼容并包固然为一些顽固人物保留点地盘，但更多的是为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人物开辟了道路，毛泽东、邓中夏、李立三也是顺着这条道路进入北大，革命的道路越来越宽阔，力量越来越大”。




蔡元培先生（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




自由在于不拘一格降人才。

在“用人”和“选拔”制度，突出“不拘一格”，不问学历、不问党派，只问学识。陈寅恪，中学毕业后，欧美各地求学辗转10余年，却没拿到一张文凭，但不妨碍他聘为清华教授，成为当时赫赫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华罗庚初中毕业，杂货店伙计，却被清华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慧眼识珠，请到学校任教；沈从文小学学历，一口浓厚的湘西口音，能在北京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任教讲。

再如1948年，南京中央研究院推选出了第一院士共81人，其中数理组院士28人，生物组院士25人，人文组院士28人。后人曾这么评价中研院：“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在人文组院士中包括了郭沫若。对其入选曾发生争议。因郭亲共，在是否进入候选人名单时遭到了朱家骅（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曾任国民党组织部部长、民国政府教育部部长）反对，但胡适等人据理力争，认为候选人要以“所习的专业有特殊著作、发明或贡献”为本，而非党派等政治因素，坚持将郭列为候选人。最终凭借在甲骨文、金石学等研究成就，郭沫若得以入选。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合影




自由在于不畏强权。

蔡元培曾提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充满了傲骨。在北大期间，为阐述自己的信念和抗议北洋政府，先后七次辞职。

还如，梅贻琦校长。1938年，西南联大进滇后，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龙云给予慷慨资助。一天，龙主席来拜访西南联大梅贻琦校长，说孩子未考取联大附中，请求破例收录。梅校长默不作语，留龙云吃饭，请来教务长潘光旦教授作陪，提出要潘派老师去辅导龙云的孩子，等明年再考，但需要龙主席付家教费。权倾一时的云南王龙云只能灰溜溜的离去。

再如，马寅初教授，抗战时期，曾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蒋介石曾通过人带话，让马去见他。马寅初知道后勃然大怒，说文职不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何况，他听过我讲课，我是他老师，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

梅贻琦先生（1889年12月29日－1962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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