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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到秦汉的制度转变为什么重要？
社会,自己的,共同体战国到秦汉的制度转变为什么重要？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战国到秦汉的制度转变为什么重要？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从战国到秦汉通常称之为“周秦之变。”我们一般用秦始皇统一六国，或者秦始皇建立大一统郡县制度来讲那段历史，用“周秦之变”这个说法的不多。
那么我为什么要用“周秦之变”呢？因为这四个字言简意赅：“周”是指封建分封制度，“秦”是指大一统郡县制度，“变”是指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时间节点，在此之前2000年的中国，和 在此之后2000年的中国，存在本质性的不同。
到底发生了哪些方面的变化？要讲清这一点，我们可以先分析一个故事。
伍子胥是楚国人，与孔子是同时代的人，据说比孔子大8岁。他的父亲和哥哥被楚国的国君楚平王给杀了，他为了报父亲的仇，跑到了楚国的敌国吴国，带领吴国的军队，把楚国给灭掉了。还把楚平王挖出来鞭尸。《史记·伍子胥列传》载：“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复仇故事。
伍子胥在中国文化里当然是正面形象，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人。我们看先秦的史籍，比如《左传》《国语》《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提到伍子胥时，都肯定他的光辉事迹，说他是“烈丈夫”。
就连楚国后来的大诗人屈原也好几次写诗歌颂他，还表示“浮江淮以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要投入大海，去追随伍子胥的灵魂。因为我们从小听惯了这个故事，所以习之不察，但是如果你细想一下，就会发现这个故事很奇怪。因为按照今天的价值标准，这伍子胥分明不是什么好人：他是楚国人，父亲被楚平王杀了。那是因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他不光不能反抗，还要继续为国效忠。结果他叛国投敌，把自己的祖国给灭了。这显然是大逆不道，这伍子胥应该是“楚奸”啊！
后世岳飞的情况就很类似，岳飞和长子岳云都被宋高宗杀死了，死得很冤枉。岳飞的另外三个儿子活下来了。这三个儿子如果和伍子胥一样，去投奔金朝，帮助金朝灭了宋朝，然后把宋高宗的坟挖了，鞭尸三百，大家会歌颂他们吗？
那么，为什么伍子胥这样一个大楚奸，在先秦会受到肯定呢？
这个故事鲜明地反映出，周秦之变之前，和周秦之变之后，中国人的生存逻辑变了，评价标准也不一样了。
在周秦之变以前，中国社会秩序的最高原则是血缘原则：家大于国。
周代的社会是一个血缘社会，周王把自己的亲人分封到各地，他的亲人又在自己的小国之内，再进行层层分封。
这样分封的结果是，周代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大家族当中，效忠于自己的家族，比效忠国家重要。所以当时人的价值标准是“父高于君”，父亲比国王重要。郭店楚墓竹简上记载，“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意思是说，为了父亲，可以不管国王，但不能为了国王不管父亲。
《韩非子》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
大意是说鲁国有一个人去打仗，每次在前线都开小差，孔子就问为什么，那个人说，我是独生子，我如果战死了，我父亲就没人养了啊。孔子一听觉得这个人道德真高尚。
这个故事当然是把儒家观念推到了极致，有点夸张，不过也确实反映了儒家思想的本质。儒家认为，血缘是至高无上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而且给父亲报仇，是绝对正确的，别管对方是国君还是什么，因为“父高于君”。
秦晖先生说，这些故事说明先秦社会是以家族为单位的。提倡“父高于君”，正是为了阻止国家权力向家族内部延伸。所谓“忠孝不能两全”是后世的观念，先秦人是没有这个矛盾的。
周秦之变的第一个层次，就是从小共同体变成大共同体。
什么叫小共同体？就是老子说的“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帝王世纪》说，夏商之际，天下1800方国，那么按当时的总人口来看，每个方国平均人口不过1300人。宋镇豪在《夏商社会生活史》中根据夏商之际古城址考古资料，推测当时的平均人口是1500人。
周初天下也是一千多个方国，薛涌说：“一千多个国，大体都集中于狭小的中原地区，每国的人口平均也就是几千人。”为什么老死不相往来呢？因为各国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不用往来。
“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对今天习惯了大共同体生活的中国人来说，可能难以想象。其实，如果对比一下欧洲中世纪的庄园，也许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日耳曼民族消灭了罗马帝国后，各地封建主关起门来过日子，中世纪庄园都是自给自足的，所有的生活用品基本上都可以自己生产，既种地打粮，也养牛养猪，还有人从事手工，当木匠或者铁匠。也就是说，关上大门与世隔绝也没有任何问题。庄园里的农奴和农民是不能随便离开庄园的。
因此“每一个庄园就是一个社会。农民们大概一辈子都不会跑出家乡十里地以外去；庄园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地方，若没有战争波及这里，它与外界就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当时英国布满大大小小这样的庄园”。
周代社会也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当时社会横向的结构是不连贯的，可以互不往来，或者很少往来。
纵向呢？当时社会上当然有等级结构，最上面是周天子，然后是诸侯，然后是卿，然后是士。虽然整齐有序，但是这种结构不像后来的官僚结构那样能“一竿子插到底”。
为什么呢？因为和中世纪欧洲一样，“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附庸的附庸也不是我的附庸”。每个人只对他的直接上级负责，不对上级的上级负责。
读春秋战国史料的时候，相信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孔子和孟子周游列国，不停地徒劳地游说各国的君主，却不去见最高领导？明明他们好几次路过周天子的领地，但就是不去朝见周天子。这是怎么回事？
关于这个问题，有人解释说，是因为周天子无权，诸侯有权，找他办不成事。可是有人也有疑惑，没权并不妨碍你去尊敬他、朝见他啊，孔子成天喊着要“尊王”，越是没权，你越应该尊重他啊。所以明治维新的时候，有的日本学者抓住这一点，说孔子不忠于周朝。
这其实就说明了后世的人对周制的不理解。在周制中，只有诸侯才需要效忠周天子，有朝见周天子的义务。孔子和孟子勉强只能算卿大夫一级，他们只需要对诸侯一级负责，轮不到他们对周天子负责。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再来看一个故事。齐国有一个权臣叫崔杼，他派手下去刺杀他的国君齐庄公。如果故事发生在秦代以后，崔杼这个手下的行为肯定是大逆不道的，因为任何人都是国君的臣子，但是春秋时代的人们并不这样想。
齐庄公看到崔杼的部下，说求求你，不要杀掉我啊。崔杼的部下说，对不起，我不是你的臣子，我是崔杼的臣子，我只听崔杼的话，“不知二命”。你要有命令，请和崔杼说，和我说不着；我只忠于崔杼，所以必须杀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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