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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天跪地跪亲娘(清明祭(作者:王庐陵))
我的,让我,她的跪天跪地跪亲娘(清明祭(作者:王庐陵))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今年清明节,我照样没有回家祭扫。我记不起多少年清明没有回老家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老家人把清明祭扫改为元宵节前后了。我想可能是现代人生活压力大,春节过后青壮年大多外出闯世界去了的缘故。每到清明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总有一种情愫在我心头萦绕,让我缱绻悱恻,一直想用某种方式表达出来,以释我内心的不安和愧疚,寄我绵绵无尽的思念。
其实我已好多年没有写文字了,每天看的都是一些枯燥无味的官样文章。三年多来,我迟迟不敢动笔,怕是“载”不动许多“愁”,但这一次提笔的愿望是那么强烈。
我九十高龄的老阿姆已经去世三年零三个月了,但直到现在我还是无法接受,好像她从来没有离开我,总出现在我工作生活中的每个角落,也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每每梦醒,我都在脑海里回放梦中阿姆的一举一动,并敦促自己赶紧入睡,以期与阿姆在梦中再次相见,可这是多么难以实现……
老人家走的时候是正月上班后第一个周五的傍晚——正月十二,元宵节的前三天。我没有在她身旁,因为我在外地工作,本打算第二天回家陪她的,是她的孙子——我的一个侄儿给她刚喂完晚饭安详地走的。她真会选日子,知道这期间我工作不会那么忙。选择这时日走,我一直觉得是为我考虑的——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因为她一辈子都是这样替人考虑的。她是坐着走的。小时候,她多次和我说过,我的奶奶也是在正月里坐着离开人世的。她说坐着离开人世的人是今生修来的,是能成仙的。我相信她说的,因为老阿姆留给了我太多太多的东西,让我深思膜拜,也将浸润福泽我的一生。但我无时不觉得亏欠她太多太多,寝食难安,啻啻如此,还让我无时不想起她的一幕幕。
老阿姆是十六岁嫁给我父亲的。我父亲是一个教科书式的“酸秀才”。我爷爷非常重视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前家境很一般的情况下,依然把我父亲送到百公里外的地方读完高中。当时都靠步行外出,殊为不易。因战乱,我父亲便没有再继续深造。那时,十里八乡能读这么多书的人可谓屈指可数,人们都尊他为“先生”。父亲从小到大就没有干过农活,从来不管家事、不帮家务,真有那“先生”味道。所有的家庭重担都落到我阿姆一个人身上。阿姆一共生了十二个孩子,其中有三个因新中国成立前医疗条件差而夭折了,我是第十一个,真的很难想象她是怎样把我们拉扯大的。
老阿姆为了让我们吃饱饭,一辈子没有消停过,直到腿脚不便不能起身。她总是风风火火,无论严寒酷暑,天没亮就起床,经常伸手不见五指才回到家,从未停歇。她总是很会调度派工,除了我父亲,她会根据我们的年龄特点早早安排任务,让孩子们一刻也不得闲。记得六岁那年,我还没有上学,跟她到一里外的农地里干活,天色将晚,活还没有干完,她就把正在田间嬉闹的我叫到身旁,把做饭的步骤告诉我后,哄我先回家帮做晚饭。我兴冲冲跑回家,按照阿姆教的方法生起火来,灶头很高,我便用凳子垫起来,淘米、放水……她回来后掀开锅盖,看到热腾腾的饭,把我一直夸奖。这是我第一次帮做家务,那种成就感让我终生难忘。七岁上学后,早上起来,除了晨读,我还得拾猪粪、牛粪用于积肥;放学后,我得喂猪割草、挑水煮饭;好不容易到了周末,又要到田里挑稻草、上山砍柴火……总之,就连我这么年幼都得忙个不停,姐姐们就更不用说了。正是因为老阿姆,我们一大家子才能勉强度日。特别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遭遇灾荒那些年,据说乡村里饿死了不少人,但我的大家庭却安然度过。
虽然很拮据,可我们家从来没有停止过帮助别人,阿姆总是想着别人家的苦。打小就跟我说,要善待每一人每一事每一物,包括一只“小蚂蚁”。她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赴京赶考的秀才路上不愿踩死一只蚂蚁。后来,他答卷的时候因为紧张,“沈”字的三点水少写了一“点”,那只蚂蚁为了报答他,在考官阅卷的时候,特地爬上他的试卷,补上了那“点”。考官还真没发现,让他得以金榜题名。她告诉我们,善人会有善报。小时候,我基本吃不饱,地瓜丝蒸饭,看不到几粒米饭,加上煮的菜几乎没油,经常吃到酸心想吐。尽管这样,每每有外乡路过我家门的挑货郎、手工艺者等陌生人,阿姆总会热心地招呼接待他们。虽然拿不出好酒好菜,但也总是尽己所能。她常常教育我们,这些外地客出门在外不容易,走村串户,经常有上顿没下餐,只有找到雇主或货主才有饭吃。确实也是如此,那时的乡村,不像现在那么方便。特别是,大多数家庭都很穷,不愿给他们供饭,更别说接待他们。这些招待过的不少人直到现在还像亲戚一样和我家里有来往。
寒暑假本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但我没有享受过,不是要帮做家务,就是要帮村里的困难家庭干农活或背孩子,姐姐们说他们也一样。那时候我心里一直有怨气,心想凭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可以尽情地玩,而我除了干好自己的活,一有空却还要帮别人家背小孩、干农活?阿姆总是安慰我说,他们比我们家不容易,生了几个孩子都还小,家里又没有劳力……阿姆无私帮助别人的事很多很多。
我父亲是个典型的“读书人”,耿直清高,对看不惯的人和事,从来都是直言不讳,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文革”中,被打成“四类分子”中的“坏分子”,经常挨批斗、被强迫义务劳动,这也给我家带来灾难性打击,让我们心里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可坚韧的阿姆并没有被打倒,她领着一大家子度过了那难以言表的艰辛岁月。据她说,家里的灶头厨房经常被贴封条,动辄长达月余,她就借锅借米在屋檐下煮给我们吃。冬天,好点的棉被给大队干部掠走了,她就给我们生火取暖抱团一起睡,或者把我们分散寄住到邻居家。仅有的一两只家禽,也经常被大队干部以各种理由抓走改善伙食,她总是默默忍受着这一切。1971年冬,那时我还很小,听老阿姆说,大队干部要求我全家必须搬离公路沿线,到最边远没有通公路的小山村去住。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多么困难的事啊!她只好拖家带口,临时借居到别人家荒废已久的破房子里,在凛冽寒风中安顿一家老小。安顿好我们后,母亲找到大队干部,向他们发出抗议:即便有错,也是我丈夫他个人的错,为什么要让女人和孩子们遭罪?于是她无数次到大队和公社申诉。通过她不懈努力,两年后,除了我父亲,我们终于又搬回了老家。多亏了老阿姆平时善结人缘,在“文革”十年中得到十里八乡大众的帮助,否则我们家的结果是不可想象的。
老阿姆是本百科全书,虽然只读过一年书,但在我眼里她什么都懂。只要跟她在一起,她总是用生活中的点滴启发教育我:“还小偷针,大了偷金”“贪人一尺布、丢掉一条裤”,等等,这些做人做事的道理至今我还耳熟能详。自我懂事起,晚上睡前她总给我讲故事,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她那些有趣的故事是哪来的、谁传授给她的。她懂得的生活常识很多,能识别上百种草药。孩子们生病,大多是阿姆亲自采草药给治好的,以至于乡里乡亲经常有人慕名找上门来,包括一些当时认为的怪病。她心灵手巧,既是种庄稼的能手,家里的庄稼总是长得比别人家的好;又是养家禽的能人,别人家家禽有状况总找她“把诊”。她还有一手好针线活,刺绣、做鞋、织帽,远近闻名。她就是一本读不完的书。很惭愧,我学到的真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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