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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足银(借助这件银杯 看看中国外销史上的“白银时代”)

银器,广州,中国千足银(借助这件银杯 看看中国外销史上的“白银时代”)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三英战吕布” 银质马克杯

刻有十三行图像的龙形把银杯

十三行总商赠予外商的银杯

银器店集中的靖远街

博物馆寻珍录

北京科技大学的学者黄超在其与英国学者皇普安合作的《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的中国银器》中写下这样一段话：“中国可能是使用金属银制作器物时间最长、最持久，并一直保持制作银器的传统的国度……从横跨155年(至2015年)的生产历程来看，外销银可能是在全球银器家族中最庞大的类型。”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广东的外销银器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不过，这种局面在近年得到了改变。经由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19世纪英格兰定制的“三英战吕布”银质马克杯等藏品，我们可以一睹在茶叶、丝绸、瓷器这些耳熟能详的外销大宗产品之外，那些同样代表了中国伟大的手工业时代最高生产水准的作品的精彩之处。

工艺和价格优势 让广州银器风行世界

这件精美的银器由广东知名银器店“利昇”打造。“利昇”(Leeching)活跃于1846-1880年，地点位于“河南”(今海珠区)会所街。杯身为双层包银设计，器身表面雕刻三英战吕布的三国人物故事，杯柄是一条张牙舞爪的飞龙。

在外销银器的庞大家族中，广州工匠的作品是不可忽略的经典存在。清末那些到访广州的欧洲人这样写道：“(广州)店铺的银匠能制造任何物品，由小小的一只盐羹匙到整套餐具，都能制造出优美的效果……这里的银器十分精细出色，而价格却很低廉。这些银器本质上的价值可和欧洲同样物品媲美。”

三英战吕布是经典的中国故事，马克杯的形制则是典型的西方式样。通过广州出口的外销银器，特别是西方式样、中国风纹饰的器物，中国传统的景物、人物、故事、龙凤纹等亦传入西方，使西方社会感受到东方风情和华夏文明。

如学者们所言，中国以金银器为代表的贵金属工艺品加工制作历史非常悠久。夏商时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银器(甘肃玉门火烧沟银鼻饮)，至春秋战国时期渐趋普遍。同在广州的西汉南越王赵眜墓中，就出土了上百件金银器物，包括金银、金带钩、金花泡、银盒、银杯等，采用了铸、压、捶打、抽丝、镶嵌等不同的工艺，风格上也体现出多元的特征，水平已经相当高。民间银器加工作坊的历史，至少也可追溯到南北朝。隋唐以后，岭南成为全国金银器生产制作的重地，金银器也成为地方官员向京城进奉的重要物品。

到了18世纪至19世纪，广东生产的银器以工艺精湛、价格低廉、高质高效的特点赢得了有使用和收藏银器为传统的西方人的喜好。其中，银盒、名片夹等都是广州工匠擅长的品类。外销银器的店铺主要集中在广州商馆区的同文街、靖远街及河南花地一带。吉星、其昌、利升、宝盈、黄盛、新城等都是当时的知名银器铺。

一个长期被忽略的品种 原来这么美

广东省博物馆外销品专家白芳曾指出，借助于藏品和文献档案的优势，境外的学者尤其是欧美的学者较早地关注到中国外销艺术品这一领域，并在以外销瓷、纹章瓷、外销画、外销银器等为代表的不同学科体系确立起世界公认的学术地位。实际上，这也是部分欧美学者在数百年国际贸易活动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观念基础和认知框架在某些特定领域先发优势的体现。

但随着中国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地位的飞快跃升，特别是从学界到普通人“走出去”步伐的大大加快，这种观念上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对于中国在国际贸易史上的角色、地位、作用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外销银器就是体现这种观念转变的一个极好例子。

外销银器长期为人所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其散落于西方国家的各个家族、博物馆中，缺乏专项、系统的研究，一度被误认为是西方银器。直到1975年，美国人克罗斯比·福布斯《中国外销银器》一书的出版，才使这些精美的手工艺品的真实身份逐渐明晰。

外销银器业的产品主要是供外国人使用的外来品种的银制器具，通常被叫作“西式”或“洋装”银器。学者雷传远指出，中国传统的银器式样、纹饰自成一格。18世纪至19世纪，尽管十三行接受西方订制银器，却并未明显受到西方银器的风格和纹饰的影响。当然，从现存的实物我们可知，广州外销银器装饰方面参考了西洋、印度乃至日本银器的也不少。

雷传远指出，广州银器店所用的银料来源主要有两个：首先是本地银，因主要以银锭形式存在，西方称之为“鞋”；第二个来源是和中国贸易用的美国或西班牙银元。银匠们将它们熔解，再加工成银器。银器是较名贵的产品，不及瓷器那样普及。当时外国商人通过行商或自行向广东银器铺订制银器，主要作纪念用途而不是作日用。因此，广州十三行外销的银器通常是餐具、纪念高足杯、盖杯及银盒等。比如十三行总行商赠予美国商人约瑟·库利奇的雕琢有珠江西洋人赛艇节图案的银杯，以及现藏于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的刻有十三行图像的马克杯等。

200年间“广东帮”长期执牛耳

在中国外销品的庞大家族中，银器作为一个独特的存在，也不免与国际市场的波澜紧密相连。外销银器研究专家召苏等人指出：“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商人通过大帆船直接与我国建立了贸易联系。这样便出现了专门针对西方客户的中国手工制品，并逐渐形成了独立于传统内销品的外销产业和相关的生产、贩运系统”，同时，“我国的外销银器产业，大体是在18世纪中期广州‘一口通商’以后发展起来的。这正是中国风在欧洲大行其道的时代，对于遥远东方的浪漫想象为中国手工艺品的出口带来了商机。18至19世纪初期的中国外销银器，绝大多数以英籍人士为最终客户。”

按召苏的看法，清中期以来，在特殊历史境遇下，民间的商业性金银制品生产得以迅猛发展，先后形成了外销银器业和银楼首饰业(简称银楼业)两个有区别也有交集的新行业，成为近代金银制品行当的主力军，“如果说外销银器业的新在于新产品和新业务领域的话，近代银楼业的新则在于它的经营模式……多数大中型银楼的出资方与经营方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分离，由经理负责招募工匠和店员进行生产加工和柜面销售。因此银楼内部具有典型的雇佣关系而不是小手工业的师傅学徒关系。”有意思的是，“广东帮”虽执近代外销银器业之牛耳，但由于经营模式特殊，相关作坊和店铺均不能称作银楼，大致要到1912年前后广东才有一些新式银楼出现。

雷传远指出，自1842年五口通商之后，广州银器外销的专利就渐渐被邻近的香港及上海所取代。即使如此，一些广东商人仍顺应时势，在上海和香港设立了专售此类银制品的商店。20世纪以后，“广东帮”(粤帮)的连锁百货公司也有了西式金银器柜台。抗战时期，天津、上海、九江、武汉、广州等相继沦陷，外销银器业便开始凋敝了。香港还有数家商户继续制售洋装银器，一直到日用银器不再流行的20世纪70至80年代，此类业务才告终止。召苏指出：“从18世纪下半叶的广州开始，到20世纪中后期的香港结束，近代外销银器的历史延续近200年。在此期间，我国各地匠人生产了数量可观的出口型金银器饰。它们种类丰富、风格多样、工艺精湛，令人惊叹，谱写出了我国外贸史上的‘白银时代’。”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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