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网站导航收录 > 百科知识百科知识

两个话打一成语(略谈聂石樵先生的学术)

文学史,先生,屈原两个话打一成语(略谈聂石樵先生的学术)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大家】

作者：李山、过常宝（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学人小传

聂石樵作者提供

聂石樵，1927年生，2018年去世，山东蓬莱人。文学史家。1949年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195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中国诗经学会顾问、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著有《聂石樵文集》（13册）。

晚年的聂先生，常常谈起师大的一些往事。记得他曾经说起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位教育部领导对师大学风的评价，有“师大博而厚，在厚积中创新”的说法。其实，聂先生就是这样的学者，或者说他正体现了这样的学风。

代代学人，薪火不尽

先生诲石樵，1927年生，2018年逝世，山东蓬莱人，1949年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为新的北京师范大学，聂先生当时为四年级学生，次年毕业留校，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师。此后，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直至九十年代退休。

聂先生曾回忆，刚入学不久即随学校的队伍参加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开国典礼，心情无比振奋。三年后两校合并带来的变化，给聂先生的印象是深刻的。辅仁大学建校略晚，学校的规模不大，著名教授却不少。校长是史学家陈垣先生，文学院院长是余嘉锡先生，国文系主任是顾随先生，在他们的主持下，国文系的课程设置重在传统学问。到了北师大中文系，名教授同样也不少。民间文学方面有钟敬文先生，文学理论方面有黄药眠先生，外国文学方面有穆木天先生、彭慧先生，古代文学则有刘盼遂先生、李长之先生、王汝弼先生和启功先生。聂先生1953年毕业留校入古代文学教研室，教研室诸位前辈，学问各有专长，并乐于帮带年轻教师，关系十分融洽。聂先生回忆，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刘盼遂先生、王汝弼先生和李长之先生。聂先生说：“他们对我的培养决定了我一生的学术生命。”

聂先生常常回忆起刘盼遂先生。刘先生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业师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诸先生，同时又从黄季刚习《文心雕龙》，精通小学，善治诸子、文学之书，有《天问校笺》《论衡校笺》《后汉书校笺》等大著存世，是真正的“大师”级学者。聂先生记得，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人们讨论《胡笳十八拍》是不是蔡琰的作品，有的说真，有的说伪，刘先生的一篇几百字的文章发表，争论马上停息：刘先生的文章说，《胡笳十八拍》用的是“唐韵”。我们至今犹记得聂先生讲这段往事时的神情，语音提振，眼光闪亮。聂先生还说，刘盼遂先生当年徒步从西单来到自己挂满尿布的斗室里，与他谈生活，谈治学。谈到生活，刘先生提醒不要因生活压力耽误了治学；谈学问，刘先生强调，第一是经书，第二是史书，第三是小学，这是文史工作者学问的根，是基础，还说，清代许多大学者都治经史。刘先生还把自己收藏重了的图书送给聂先生，像图书集成局校印的二十四史，商务印书馆藏版的《资治通鉴》《十三经注疏》等五六种珍贵典籍，都是刘先生曾用过的，上面还留有他的墨迹。五十年代，《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很有影响力，这份副刊就发表过刘先生与聂先生合写的文章，聂先生也因此在学术界崭露头角。这就是师大的老师，他们先进带后学，就是这样尽心竭力！

对刘盼遂先生，聂先生一生怀有拳拳之心。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聂先生一边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一边以一己之力搜集整理刘盼遂先生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文章，整理出版了《刘盼遂文集》。说到刘先生晚年的悲惨遭遇，聂先生又有无尽的哀伤。

王汝弼先生曾师从钱玄同、高步瀛、黎锦熙诸先生，主要承袭高步瀛的治学道径，长于对古书的笺释。说到高步瀛先生，聂先生认为他最重要的著述是《文选李注义疏》。我们也是从聂先生这里听说，当年鲁迅先生骂“桐城谬种”“选学妖孽”，“选学”那一句，指的就是高步瀛先生。其实，鲁迅的骂，主要针对的是他们的政治立场，而“选学”之骂，反而“骂”出了高步瀛先生的学术擅长。高步瀛先生治学“采摘宏富，剖判入微”，王汝弼先生继承来了这样的长处。聂先生说自己注释李商隐的诗，就是受王汝弼先生的影响，间接地也是受高步瀛影响。聂先生注解的李商隐诗，出版时书名为《玉溪生诗醇》，王先生除了注解一些诗篇外，还帮助他润色稿件，对稿子中的有关词语、典故做过修润和加工。书初版时，王先生已经去世，聂先生还是郑重其事地将王先生署名为第一作者。

“我不动情感是不能写作的。”这是聂先生回忆的李长之先生的话。聂先生说，李长之先生的《司马迁的人格和风格》和他的新中国最早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略稿》都对自己产生了很大影响。

聂先生与启功先生晚年的友谊也是一段佳话。谈起与启功先生的关系，聂先生常说的话是：“五十年的师生啊！”启功先生去世后，王宁先生组织召开关于启功学术的讨论会，年事已高的聂先生把自己收藏多年的几页启功先生手写的稿纸交给会议，后来还印在论文集里。聂先生介绍说，当年曾就诗词格律问题请教启功先生，启功先生就把对问题的回答写在了这几页纸上。看着那稿纸上清秀的字迹，年深日久而发黄的稿纸，人们关注更多的可能不再是纸上内容，而是这纸上年深日久的情谊。百余年的师范大学，代代学人，就是这样薪火不尽。

文学史家，一代通儒

聂石樵撰写的《玉溪生诗醇》作者提供

聂先生的著述，搜集整理为《聂石樵文集》，共13册，201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从此书来看，聂先生的学术成果既有收入《古代小说戏曲论丛》《古代诗文论集》（均与邓魁英先生合作）中的学术论文，也有《屈原论稿》《司马迁论稿》这样的专题性研究，还有《楚辞新注》《杜甫选集》（与邓魁英先生合著）、《玉溪生诗醇》（与王汝弼先生合著）等对经典的注解，再有，就是《先秦两汉文学史》《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唐代文学史》《古代戏曲小说史略》这几部文学史著作。在13册《文集》之外，还有一些著述，如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的第一册，聂先生为主编，又如《诗经新注》，聂先生主编，等等。

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上，聂先生是通儒，这有他和邓魁英先生合著的《古代小说戏曲论丛》为证。现在大学的古代文学教师，讲究分段研究、分段教学，聂先生他们那一辈就不然，作为古代文学的教师，要对文学史上下两千多年有“打通”的研习，聂先生正是这样“打通”的学者。上述聂先生的各种著述，从先秦两汉南北朝一直到元明清，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古典文学几大主要文类，他都有专深的研究，单就这一点说，也是后学的榜样。《古代小说戏曲论丛》初版时，启功先生为之作序，其中还专门介绍说聂先生和邓先生是学术界一对贤伉。

聂石樵与夫人邓魁英作者提供

聂先生对《楚辞》的研究兴趣始于上大学时期，后来教学，每有发现，都写成札记，积累渐多，对《楚辞》就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为经典著作注解，在古代是主要的著述形式之一，所谓“我注六经”。对经典著作的专深研究，必经的路子是对经典本身的字句篇章作深细的触摸和体味，而对古老经典的研究，又像采集多年的矿井，要通过很长的巷道才能到达可以采集的掌子面。聂先生对《楚辞》的研究，对杜甫、李商隐的诗歌研究，都曾下过穿越巷道到达掌子面的大功夫。读者读《楚辞新注》，除了收获注解者的新见，还可以领略《楚辞》研究那漫长“巷道”的曲折。有了对经典作品本身深细的体会，才有《屈原论稿》的纵横议论。这两本书出版的时候，笔者还在读大学，看到当时一次“《楚辞》研究学术会议”的简报，称这两本书是“《楚辞》研究的新成果”。1982年《屈原论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著名学者、编辑家周振甫致信聂先生说：“论《离骚》作于初放汉北时，论点极为正确。就这一点说，我认为您超过一代大师鲁迅、郭沫若，一代《楚辞》专家游国恩先生。说超过，指这一点说。您对于其他论述，也都见您广泛地阅读历代《楚辞》研究者的著述，博观约取，立论精辟。”后来，著名《楚辞》研究者马茂元先生在他主编的《楚辞要籍解题》中评价《屈原论稿》“善于将文、史、哲互相贯通，深入考察有关问题，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汤炳正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中也称赞《屈原论稿》对于屈原思想儒法之变的分析。

 1/3    1 2 3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