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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国谁写的(为人民而写作的路遥)
路遥,人生,作品我的祖国谁写的(为人民而写作的路遥)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路遥文学创作的转折，与发表在1980年3期《当代》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有直接的关系。1981年《惊心动魄的一幕》荣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是路遥第一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大奖，无疑增强了他创作的自信。但是从这篇小说被排在获奖作品的后面，以及评论界的冷淡中，路遥意识到文坛并没有真正承认他。获奖是一回事，得到普遍公认又是一回事。
1981年春，路遥去北京参加颁奖会时，与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编辑王维玲有一次深度的交流，王维玲向路遥约稿，让路遥想起过去的两年时间里，一直想写的一个题材。1981年夏天，路遥回到陕北，回到黄土地，住在靠近延安的甘泉县招待所，开始了《人生》的写作。创作过程中，路遥的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他每天伏案工作18个小时，13万字的《人生》，路遥仅仅用了21天就完稿了。但是人已经累得仿佛大病一场，他面颊泛黄、浮肿，两条腿僵硬得行走困难。尽管身体极度疲惫，心里却轻松了许多，毕竟了却了多年的一桩心事。
1981年10月，路遥将稿子寄给王维玲。不久，路遥就收到王维玲热情洋溢的回信。王维玲对这篇小说提出了非常详细的修改意见，年底，又专门把路遥约到北京修改作品。
路遥修改后的题目是《生活的乐章》，王维玲和编辑南云瑞感觉不理想。看到路遥在小说开端引用了作家柳青的《创业史》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他们受到启发，改标题为《人生》。
《人生》不仅是当代文学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力作，同时还有更深一层的社会学意义。因为小说所塑造人物的真实，因为“高加林”这样的农村青年所面临的艰难选择，因为所反映的城乡差异带来的种种矛盾正是中国的现实。《人生》高加林这个富有历史和时代内涵的当代农村青年形象，是深刻的也是丰富复杂的。在路遥展示的城乡文明对立差异的背景下，高加林所谓个人的自私动机和欲望冲动，来自历史，来自不合理的现实。所以，他是真实可信的。而我们现在谈论的“三农”问题、城乡二元对立问题，1982年路遥在《人生》里就提出来了，农村青年高加林的心中对城乡差别就开始冲撞，开始质疑，开始反抗。
《人生》不仅在文学界、新闻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人生》更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它由文坛走向了知识界、走向了大学校园、走向了工厂农村，更走进了千千万万各行各业读者的心中。
但是此时的路遥却深陷于孤独之中。一方面他被鲜花和掌声包围，另一方面《人生》之后多篇小说发表后都不被看好。评论界的质疑声开始出现——路遥的小说再也超越不了《人生》了。这样的质疑，也来自路遥自己，为此他“痛苦极了”。带着这样的疑问，也为了逃避繁杂的追捧，路遥回到陕北家乡。他把自己“丢”在陕北毛乌素沙漠，寻找到答案。“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动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当路遥走出茫茫辽阔的毛乌素沙漠时，也将自己从《人生》轰动带来的欢呼和风光中剥离出来。
3、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的思考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大山田野长大，又从那里走出来，先到小县城，然后又到大城市参加工作。农村我是熟悉的；城市我正在努力熟悉；而最熟悉的是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由于城乡交往的逐渐频繁，相互渗透日趋广泛，加之农村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这中间所发生的生活现象和矛盾冲突，越来越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路遥《面对着新的生活——致〈中篇小说选刊〉》
1982年开始，路遥“平静而紧张地”开始了《平凡的世界》前期准备工作：阅读百部名著，查阅相关资讯。他将自己从名目繁多的社会活动中抽身出来，远离喧嚣的采访，逃避热心读者的追踪。只“怀着告别的心情，专意参加了两个较欢愉的社会活动”。
一个是1984年3月，陕西省作协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路遥做了专题发言。他说，对于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是关注人和人的命运，在一切变化中，人的变化，包括人的情感和心理的变化，是作家关注的主要对象。在当前来说，大变革的农村生活中，农民身上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是需要作家用全部精力来研究的。同时，关注当前农村生活，应该具有一种深沉的历史感，还应该有穿透未来的能力。
发言中，路遥再次提出了“交叉地带”这一概念，他认为，当代农村生活呈现出一种复杂交错和广泛地相互渗透的状态。这种状态，已大大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国农村生活，要反映今天的农村生活，不了解和不熟悉城镇和其他行业的生活，就可能受到一种局限。
1985年8月20日，路遥参加了第二个被他称之为“较欢愉的社会活动”：陕西省作协召开的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
当时，全国长篇小说创作逐渐繁盛，而陕西同一些省市发展的情势相比，似乎迟缓了。第一届、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陕西均无作品推荐。陕西作家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承认这个事实，并发奋努力去改变这种落后的局面。
路遥在这个会上讲道：小说，尤其是长一点的作品的创作，要求作家的，首先不是艺术上的东西，而是作家观察生活的着眼点和理解生活的能力，作家仅有“一度进入生活”还不够，还要有“二度进入生活”。好多作品没有绝妙的东西，就因为作家没有“二度进入”的深刻认识。
这次会议，对新时期陕西长篇小说创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路遥实际上已经投入关乎他终生事业成就的“大决战”当中，这次会议是他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的一种必要的调整。
长篇小说创作促进座谈会没有结束，路遥就“神秘失踪”了。1985年8月21日他赶赴铜川鸭口煤矿，开始践行他的“二度进入生活”。路遥在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没有在吃住方面提任何要求，而是一来到矿上，就要求下矿井。他要和矿工们一起劳动，与矿工交朋友。头上戴着一顶矿灯，穿着一件破旧的满是煤灰的工作服，脖子上也学着采煤工的样子，扎一条白毛巾。这时候的路遥，活脱脱一个采煤工模样，他跟着工人乘上下井的升降罐笼车，和工人们在井下的工作面爬着行进，走在危巷深处，那种感觉，不是苦和累的考验，而是生与死的考验。
“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
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1985年秋天，所有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的前期工作全部完成。路遥决定到铜川一个更偏僻的陈家山煤矿去开始第一部初稿的写作。按全书的构思，要到第三部才涉及煤矿。也就是说，大约在两年之后才写到煤矿的生活。但是路遥知道，进入写作后，他就再很难中断案头工作去补充煤矿的生活。
五六天过后，路遥初步建立起工作规律，每天伏案十五六个小时，墙上出现了一张表格，写着1到53的一组数字——第一部共53章，每写完一章，路遥就划掉一个数字。他极力克制着不去遥望最后“53”这个数字，只要求自己扎实地迈出当天的一步，迈出第二天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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