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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爱我像谁歌词(百岁丁光生：研出一种药，办过一份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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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胜利炮一响，大家便想着回家，当然了，逃离了八年，谁不希望回家瞧一眼呢?”而后北上南京，“与寄居七年之成都挥别……是回家，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他在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熟悉丁光生的人都知道，这种乡愁贯彻了他的一生。他爱好听捷克著名作曲家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乐，自认对德沃夏克背井离乡的创作经历深有共鸣，时常哼唱之。
他在备忘录中记载，1951年夏天，在美国旧金山起航归国前，他遇美国军警突击检查行李;于香港下船后，他又被英国军警持枪监视。待终于到达深圳罗湖火车站时，他第一次见到新中国国旗，热泪盈眶。
丁主编
丁光生晚年与人说，自己这一生只做过两件事，一是创建上海药物所药理室，二是创办《中国药理学报》。
1980年1月，本就近视1000度的丁光生曾入院检查青光眼，他的视力开始不可逆地下降，科研似乎走向末途——他后来对学生刘华清提过，视力障碍是他放弃科研的主要原因。时年近六十的他本可退休，但同年9月，受中国药理学会要求，《中国药理学报》创刊，他任主编。花甲之年，他开启了一份新工作。
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份瞩目的工作，“学报对国家、对科学发展来说很重要，但对个人没什么好处——搞研究的人发论文是光荣，但为论文做编辑的人，就是为他人做嫁衣，有什么成果都是别人的。”陈凯先说。
陈凯先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国内学术期刊行业还是一片混沌，“刊物的种类少，办刊水平也低，文章的规范都落后于国外，在国际上也没有什么影响力。”
丁光生的国际视野完全显现出来了。从1980年9月《中国药理学报》创刊始，他便要求刊物编排向国际标准靠拢，譬如采用了国际单位制，应用关键词和结构式摘要;又要求中文文章必须配备英文摘要，从1981年2卷1期起，要求文章内的图表亦用英文阐释。每有外宾到上海药物所访问，丁光生必赠送一份《中国药理学报》，所内有人出国访学，也会受其托将学报带出国交流。
上世纪八十年代，丁光生在上海药物研究所办公室内工作。图片来源：《丁光生的八十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陈凯先在上海药物所读研，屡见到丁光生将不合格的论文退回，“当时的人英文普遍不是很好，但是又要求英文摘要，总被退回修改，一遍不行改两遍三遍，有些人改几遍都通不过。”编辑部里流传着一种说法，丁先生审稿，关注点大到数据内容、文法格式，小到标点与数字的规范写法，一旦有错就全文打回，但从不肯揭示错在何处，“为的是培养科研人员的自主能力。”
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创始人翁永庆曾撰文回忆，《中国药理学报》的编委会几乎每次都会集体讨论《投稿须知》内容，由丁光生主导修订、宣传撰稿规范。他频频声称，“编辑学”应是一门专业学科，甚至提议要招收编辑学研究生。1984年，他首次提议用editology作为编辑学的英文名，该词汇被沿用至今。
《中国药理学报》从季刊、双月刊发展为月刊，且从中文出版渐变为全英文出版。1985年，《中国药理学报》成为中国第一批被美国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收录的学术期刊。
其实，主编工作对丁光生而言是重担，任职期间，他的视力仍在每况愈下。
1991年，现浙江大学教授楼宜嘉在丁光生门下读博士研究生，她回忆，那时起，丁光生看文件已十分困难，“先是贴着两三寸远，后来几乎是贴着鼻子。”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放着八九副眼镜，看近看远都有选择。他有一台自美国带回的英文打字机，盲打英文飞快。他手写的字，“从0.8厘米每个字逐渐放大”，行间距也越来越长，写给楼宜嘉的信，一页纸甚至只有十几个字。
1996年，陈凯先开始担任上海药物所所长，曾劝说几近耄耋的丁光生回家休养，所里或编辑部有事再向他汇报请示。“他不肯，说自己在所里才能心情舒畅，跟大家有说有笑。回到家里，成天到晚没有精神。”
丁老
21世纪初，丁光生在家人的陪伴下游钱塘江两天——他父亲丁绪贤的骨灰撒在这里。楼宜嘉将他的住宿安排在西湖边上，他却告知她，景色虽美，他已然看不见了。
曾有友人记录自己于2001年在上海街头偶遇丁光生，那时天未亮，丁先生已在去药物所的途中。“问他为什么那么早，他说路上没人没车，可以摸着走。那时他已八成盲目……他说，‘我还有学生，有责任培养他们成器，为国服务。’”
所里自此有了传统，“新去的职工，每天下午1点钟，到丁先生的办公室为他朗读各种文字一小时，有信件、邮件、期刊和各种书籍。”编辑张华2008年入职，此后便常做丁光生的朗读者，有时还听他口述，为他誊写回信并寄出。
丁光生的时间观念极重，“有时候1点05分我们还没去他办公室，他一定会打电话过来，说都超时5分钟了，你怎么还没来?”晚年，药物所派车接送他上下班，不论刮风下雨，他一定提前5分钟站在路口等候。药物所里流传过丁光生的轶闻，称其年轻时参与所里会议，自己早早坐在第一排等候，主持会议的领导却迟到了十分钟;丁光生立刻起身离会，“他质问领导，底下的人可以迟到，你作为领导，怎么可以迟到?”
可他一直是所里大受欢迎的一位前辈。张华说，编辑部办公室在三楼，丁光生的办公室在一楼，他常在早上拄着拐杖摸索着上楼，敲敲门，中气十足地喊一句：“Good morning boys and girls!”
陈凯先至今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天，丁光生拦住他，神秘地约他中午见面。午休时，他在单位院中见到丁光生举着相机，非常高兴地对他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来给你拍张照。他有一本台历，记录着他结识的同事、学生、食堂职工等各种人的生日，每逢生日，便挂电话送去祝福;还年年都制作圣诞节卡片散发给同事与朋友们，直到眼睛完全看不见了，也要所里后辈替他制作。
他晚年在办公室接待学者、学生与各方朋友，动辄便要请人在单位的小餐厅吃饭，刷完了自己的饭卡，有时还要贴钱。他会变魔术，喜欢摄影，自己制作了三十多本相册，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标注着拍摄的时间、地点、人物及光圈数据。
儿子丁民乐总结父亲，“做事情像德国人一样严谨，生活里像美国人一样热情奔放。”
他似乎从不知道计较。十年动乱期间，反对他的人将他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上世纪80年代留学热兴起，他毫不犹豫地为其向美国大学写了推荐信，并满不在乎地向他人表示，举荐人才不论过往。他写文章自称座右铭是“甘为他人做嫁衣”。
楼宜嘉博士毕业时正值夏季，他坚持要在上海的高温中西装革履参加典礼，不愿轻慢该有的仪式。而他在药物所工作时的常见形象，是身穿一件蓝色的工作服，袖口早因伏案工作磨烂了，“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看到他，就像看到一个朴素的老工人。”陈凯先说。
2019年，98岁的丁光生获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他特地换上衬衫与西裤，在家人的帮助下，挂着奖章，到《中国药理学报》的主编办公桌前留下了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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