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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见踩高跷(记忆中的“过年”与童年游戏)

弹球,我的,铁厂梦见踩高跷(记忆中的“过年”与童年游戏)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本文写于2018年春节，修改于2019年春节）
今天是2018年2月15日，过年了，不禁回忆起小时候“过年”的情景。有些事情总是像放电影一样，经常在头脑中回放，挥之不去。今晚家人在看春晚，我有时间，索性把想起的几件事写出来，为了难以忘却的儿时记忆。
记得小时候过年，年前好久就开始盼望。到了过年这天，全家人都欢天喜地，尤其是我们小孩，不用写作业，不用割柴火，也不用去捡粪，只要帮助父母把屋子收拾干净，把院子清扫干净就可以了。这一天，母亲是最忙碌的，把几天来准备的鸡鸭鱼肉、各种蔬菜经过加工，烹制后，一盘一碗地摆放到炕桌（饭桌）上，等饭菜上齐了，妈妈一声令下：吃饭！我和弟弟妹妹们就迫不及待地甩掉鞋子，爬上炕，围坐在饭桌周围，我不会盘腿坐，就双膝跪在炕上，双眼盯着桌子上的好吃的，与弟弟妹妹们尽情地享用那期待已久的美食。（本文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在炕桌上吃饭（图片来自网络）

还没等大人吃完饭，我们这些小孩子就狼吞虎咽地吃完了年夜饭（虽说是年夜饭，但在铁厂老家那时候年夜饭习惯中午吃。），吃完了就忙着下炕，冲出屋外，跑到合作社门口买糖葫芦，等着看秧歌。那时候铁厂有个卖面酸梨的老杨头（人称杨瘸子），他用荆条编的猪腰子笼子挎着面酸梨，买了现场没法吃，必须拿回家里，用凉水浸泡一会儿，面酸梨被冰包围了，当年我们都说面酸梨里有冰，用凉水一拔就出来了。长大后才明白：不是把面酸梨里面的冰拔出来了，而是面酸梨的表面温度在零度以下，凉水遇冷就结冰了。铁厂还有两个卖糖葫芦的名人，一个叫郝振昌（铁厂人都给他叫郝秃亮，因为他头发少得可怜），另一个叫刘义生（有时候刘义生老伴替他卖糖葫芦，她的叫卖声有些特别，她总是喊“糖葫叶”），看着放在荆条笼子里刚蘸完的又红又亮的糖葫芦，老吸引我们这些小孩子啦，买一串，张嘴咬住一个，横着往下拽，有时牙被粘住张不开嘴，有时他们的山楂核没挖净，我用力过猛，把牙咯得老疼了。

卖糖葫芦的老人（图片来自网络）

吃完了糖葫芦，看到村里化了妆的爱扭秧歌的人们穿着秧歌服，陆续来到合社（铁厂供销社）门前小广场（铁厂有三个秧歌场：王四王耀斌门口、牛场道、合社门口），随着震天动地的锣鼓声，开始颠鼓起来，做好正式演出前的预备动作，随着扭秧歌的人不断增多，他们开始站成排扭，打场子，这时候往往是王景全打头，一边扭一边不停地喊着：“后去！后去！后去！”，把我们这些小孩子挤得东倒西歪，如果不努力向前挤，被挤到后边去，就看不到扭秧歌的人了。如果扭秧歌场设在王四家门口，我们最羡慕的就是能爬到王四家墙上和卢福田我大叔家的墙上的人们，墙太高了，我根本爬不上去。如果场子设在牛场道，我有时就从武品良与寿铁如家的堂屋地穿过，进入他们两家共有的后院，爬到武振中（武品良的父亲）家的高墙上，俯瞰秧歌场全景。我为什么能够通过武品良家去后院墙上看呢？因为武品良是我儿时最要好的伙伴之一，在他家，我享受到了最高的礼遇，不仅允许我穿过堂屋，还可以爬到他家东墙上去，坐在高墙上，非常自豪，心里美滋滋的。但也担心掉下去或者被坏小子拽下去。

扭秧歌雕塑

提起扭秧歌，想起当年铁厂堡还有些人踩高跷扭秧歌。我们这些孩子们非常羡慕那些踩高跷的人，所以回家就在柴火堆里找来有树杈的棒子，用锯拉一拉，用斧子砍一砍，然后在院子里或家门口练习踩高跷，脚蹬树杈上，双手分别提起木棒，练习行走，由于没用绳子拴在腿上，所以时常劈叉摔倒。

踩高跷（图片来自网络）

练得差不多了，就走出家门，和小伙伴们会在一起比赛，看谁的高跷高，看谁走得远，看谁不摔倒。

踩高跷（图片来自网络）

在河东练完了，就去河西寿铁如与武品良家门口集中，参加更大群体的比赛。到了这里，就显不着我们这些小家伙了！寿铁如、张润军、王雨和、乔铁敏等比我们大的男孩子，他们的高跷更高，而且是木工制作的正式高跷，用绳子绑在棉裤腿上，他们不仅可以高高在上的穿行在人群中，而且可以随时坐在王雨和与张润安家的菜园子墙头上休息，这就更令我们望尘莫及了，那叫一个羡慕啊。

踩高跷（图片来自网络）

有一年，三队要盖房子，饲养所院子里堆放着一堆松树杆子，准备做椽（chuan）子。中午社员下班了，刘义生（三队队长）对我们说：你们中午在这里给队里看木头，下午我们上班时给你们每人两根木头做高跷。我和小伙伴们满口答应了。在队部（饲养所）周围认真看木头，一只鸡都不让接近木头！下午上班后，刘义生真的兑现了他的承诺，给我们这些三队的小孩子们每人两根松木，回家我们分别忙了起来，首先用镰刀把松树皮刮掉，然后凿眼儿，安装脚蹬子，第二天我和二弟、王新秋、王景峰、王景林、王景森、韩旭晨、韩旭升等孩子们就把高跷绑在腿上，正式出来踩高跷玩了，也可以直接坐到墙头上了，非常高兴，晚上做梦都想着踩高跷！但是我们这些小孩还没有踩着高跷去扭秧歌的资格，因为我们不会扭秧歌，年纪太小，不安全，根本就不允许入场。
那时候（1960—1970年代），我记忆中最爱扭秧歌的有曹成海（人称假丫头）、马振先、林本胜媳妇（人称大美人）等，这些人都是我终生难忘的著名扭秧歌人物，在他们的身上才能看到过年的味道。扭秧歌的重头戏是老汉推车，我的故乡铁厂村有这么几个人，朱成文扮演傻柱子、曹成海扮演小媳妇、张景民扮演推车老汉，孙庆文扮演护驾老太婆，他们每年都认真化妆，专心演出。只要傻柱子接近“小媳妇”，孙庆文这个“老太太”就挥舞手中的棒槌，猛敲一下，把“傻柱子”吓跑。演到最高潮的时候，他们都几乎趴在地上或躺在地上，随着一声鼓点，突然跳起来，太有意思了，终生难忘，是他们给我们带来快乐。
每年三十儿这天（除夕），下午扭大约两个小时秧歌，晚上好像不扭。从初一开始，整天扭秧歌，晚上还要扭，过了初五之后，就只有在晚上扭。也就是说，过了初五，大人们就要到生产队干活了。过了正月十五，年就真的过完了，晚上也没有秧歌了，所以往往正月十五这天晚上扭秧歌的人特别多，而且扭得也特别起劲，那真是“最后的疯狂”。我们这些小孩子感到以后的日子真没意思，什么娱乐活动也没有了，更不用提买糖葫芦了。
还要特别提一下我记得的吹鼓手们。吹喇叭的是老虎村的常守柱和常守柱儿子，敲鼓的是薄在新、娄庆云，敲镲的有杨俊清、赵国成、刘宝成、乔万良、马兽医（叫马什么山？）等人，记不太清了。当时最羡慕的是吹喇叭的是老虎圈子村的常守柱父子，他们的腮帮子鼓鼓的，总是好奇他们是怎么换气的。还有薄在新，他驼着背，是怎么坚持那么长时间敲鼓？有时我也想摸摸鼓，可又胆怯不敢去碰，怕大人训斥。

敲大鼓（图片来自网络）

过年的时候，每天扭秧歌之前都有一段时间热场，就是等人时间，这时只有锣鼓镲的声音，没有吹喇叭声音，而且正式开始扭秧歌之前，会敲鼓的人都分别拿过鼓棒敲两下，所以锣鼓的声音时断时续，根据声音我们就能判断扭秧歌是否开始了。在等待扭秧歌开始之前，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不闲着，抓紧时间弹球，弹玻璃球，有两种玩法：弹坑的和弹城子的。全铁厂堡庄有500多户，2000多口人，但弹球的场子只有两个：一个是武品良和寿铁如家门口，一个是董凤仁和赵玉生家门口（城门洞子）。什么时候听到开始吹喇叭了，而且锣鼓镲的声音规范了，我们马上停止弹球，一群孩子一窝蜂似的跑向秧歌场，后面扬起一股浓浓的黄色烟尘（那时都是土路）。还得解释一下，在这两个场所弹球，我上不去场，只有当观众的份儿。我只能跟我的邻居新荣、王景森、韩旭晨、马秋、我二弟等人在家门口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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