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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简介(史铁生：艰难地从生存的窄缝里走出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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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曾有一位女记者问史铁生：“您是怎样走上创作道路的？”
史铁生想了又想，认真地回答道：“走投无路沦落至此。”
女记者不置可否地笑道：“您真谦虚。”
其实，史铁生说的是大实话。
如果时光退回到1971年前，他断然不会做出如此选择。
早在清华附中读书时，他就已经是学校公认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尖子生。他热爱田径和足球，擅长画画、朗读和作文，喜欢研究无线电。
在同学和老师的眼里，他的未来有无限可能：
“假如没有后来这么大的人生曲折，我想象他会成为一个建筑设计家，或者物理学教授，或者工程师。虽然他的作文好，我敢打保票，史铁生绝不会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但世事无常，命运跟他开了个巨大的玩笑，突如其来的疾病，将他的人生彻底打乱。
人与人的区别，往往在于如何面对磨难，在这过程中，有人被碾为齑粉，而有人偏偏不信命，在百折不挠中选择对抗到底，成为自己人生的导演。
诚然，史铁生选择了后者，这是因为他骨子里始终涌动着一股反抗精神。
史铁生成年后的第一次反抗，是在1968年的年末。
那时候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学校已经停课了，因为不在革命队伍，无所事事的史铁生，除了读书，便是和小伙伴们在清华园附近闲逛。
秋天的某一天，正当他和小伙伴在圆明园的小河沟里摸鱼摸得起劲时，下乡插队的消息突然传来，史铁生听到后有些失望。
他一直盼着能当上工人，攒点钱买一双“回力”球鞋，要是去下乡插队，这个梦想怕是要破灭了。
年底插队动员大会上，工宣队长把要去的地方夸得像天堂一般美好，骨子里向往自由和浪漫的史铁生，动心了。
回家跟父母一说，却遭到了母亲的强烈反对，她深知农村的苦，史铁生患有先天性脊椎裂，根本没办法长期进行繁重的体力活。
这时，史铁生那股反抗劲儿上来了，他听不进母亲的劝阻，执拗而坚决地报了名。
次年1月13日，18岁的史铁生如愿坐上了从北京开往陕北的列车，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一次的反抗，换来的却是人生的苦难与坎坷。
等安顿下来后，他才真的傻眼了，这个叫清平湾的地方，实在是太穷了。
伙食差，环境差，住的土窑洞，冬天冷得像冰窟窿，只能蜷着身子用大衣裹着脑袋保暖。
但既来之则安之，像当地的老乡一样，他和同伴们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挣工分，日子久了便也习惯了。
不料，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噩运就悄悄来临。
一开始，腰腿疼，队里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便让他和一个叫“破老汉”的老人搭档放牛，这活比下地劳动要稍微轻松些。
但后来腰疼愈来愈厉害，“朝这边躺一会儿，又翻向另一边，不时起来用手撑着炕沿坐会儿，或者抱着被子垛跪着，最没辙时只好双手摽着门框，两腿不吃劲儿地悬一会儿”，史铁生将这个姿势调侃为“上吊”。
当行走都变得困难时，他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插队生涯，回京治病。病情不容乐观，想到盛年的青春，甚至以后的人生都要与轮椅相伴，史铁生接受不了。
他变得暴怒无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砸玻璃、摔饭碗、把鸡蛋羹扔向屋顶、把床单撕成一条一条，甚至会一口吞下一整瓶药，然后疼得在床上打滚。
那段时间，他活在无边的黑暗中，常常狠命地捶打着动弹不得的双腿，大喊着：“我可活什么劲。”
同样接受不了的还有他的母亲。
母亲发了疯地到处找大夫，花光了积蓄，并欠下几千块的巨债。甚至找来一些稀奇古怪的药，擦的、涂的、洗的，熏的，只要听说有用，她都会想方设法弄来试试。
一次护理时，她不小心烫伤了儿子的胯部，医生告诉她：“对于瘫痪病人来说，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情。”
母亲听后，吓得脸都白了，从那之后，她更加小心翼翼，寸步不离地守着，一换药就念叨：“怎么会烫了呢？怎么会呢？”
那种绝望到极致的感觉，没有亲身经历过，永远都不知道有多煎熬。
史铁生的第二次反抗，是坐上轮椅后。
入院时，父亲搀扶着他走进病房，他曾暗下决心：“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
但一年多出院时，两种情况都没有出现，他既没有好也没有死，而是截肢了，象一棵“死不了儿”被种在花盆里那样，被钉在了轮椅上。
最坏的结果真的出现后，他反而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发脾气的次数变少了，也能和家人聊聊天、说说笑。
逐渐从激愤变得平和，并不是史铁生突然想通了，而是他决定用另一种方式来对抗命运，如果身体的残缺无法修复，那就用思想去填满它。
爸爸和邻居哥哥制作了一辆轮椅，上面搭一块小木板，就变成简易小桌。
这辆独特的轮椅成了史铁生的新腿，他终于可以从那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里“走”出来，在院子里自由活动，呼吸新鲜空气，兴致来时，还会跟妹妹打打羽毛球，玩玩拉力器。
摇着轮椅多次奔波后，终于在街道工厂谋到了一份临时工作，他管它叫小作坊。
几间低矮的小平房里，他跟着十几个大爷大妈糊纸盒、在旧式家具上画山水画仕女，史铁生的主要任务是给仕女开眉眼。
这自然难不倒他，他的美术作品曾得到过清华附中美术老师的夸奖，插队时更是村子里远近闻名的“画师”，只是没想到有一天，喜爱的绘画会在他生命中最为艰难的时刻，成为谋生的技能。
这期间，同学和朋友经常来看他。
每到周末，大家就会自发聚集到他的小屋里，聊天、唱歌、讨论，在朋友们中间的史铁生，谈笑风生，看起来是欢快的，但内心深处依旧充满无尽的荒凉。
他努力在苦难的阴霾中去开辟新的希望，写作就是在这时开始的。
生病期间他看过很多书，再加上经历过病痛的折磨，对于人生，他有了更多的思考与感悟，蛰伏于内心的那些山呼海啸的东西喷薄而出。
他说：“我是豁出去了，写真的，写真正的真的！不管能不能发表，我先写了两个短篇。”
这两个短篇，就是1979年发表于西北大学内部刊物《希望》上的《爱情的命运》和《午餐半小时》。
史铁生后来说，写作是为了不至于自杀，但在那样的境遇中，写作已然成为他反抗命运的唯一武器。
1982年，他将一撂手稿交给《青年文学》的编辑牛志强，这位牛编辑读完一遍后，“就沉浸于莫大的感动和喜悦之中！连夜进行编辑加工，写推荐意见，竟不知东方既白……”
第二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在《青年文学》第一期发表，引起强烈的反响。
被认可之后，史铁生的写作热情越来越高涨，随之进入爆发期。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作品，熟知并喜欢上了这个“职业是生病，业余写点东西”的残疾人作家，尤其是那些同样饱受病痛折磨和烦恼的人，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慰藉。
《我与地坛》发表后，有读者甚至说：“1991年，整个中国文坛没有文章，只有《我与地坛》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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