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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简介(萧军在临汾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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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萧军1938年初在临汾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虽然时间不算长，却发生了几件对其一生都有着重大影响的事情。一是决定与萧红分道扬镳，结束了六年同甘共苦的生活；二是在晚会上偶遇王洛宾，结成了一生的朋友；三是从临汾赴五台投奔八路军抗日，路过延安结识了毛泽东，由此决定了他1940年6月14日第二次奔赴延安，成为革命队伍里的专职作家。所以，他在临汾的日子，很值得我们认真追溯。

萧 军

向萧红提出“各自走自己的路”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年底，萧军和萧红离开上海，经南京前往武汉。萧军和萧红是应了胡风之约，到武汉来同办《七月》半月刊的。在去武汉的船上，萧军认识了诗人蒋锡金。萧军和萧红到武汉后就搬进了蒋锡金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的寓所。

1937年末，阎锡山在临汾创办山西民族革命大学，阎锡山自任校长，请著名的“抗日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担任副校长主持校政。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是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进步学校，在武汉面向全国招生，学校为学生提供食宿，第一期招收了来自全国18个省份的5000人。

1938年1月，李公朴等到武汉为学校聘请教师，萧军和萧红应李公朴的邀请前往山西，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担任文艺指导。

2月28日临汾失守。阎锡山率军队经蒲县、大宁、乡宁、吉县，退到陕西宜川县桑柏村。这时，八路军和牺盟会、决死队等抗日进步力量，在山西敌后的广大农村和山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在临汾失守之前，萧红想与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一起去西安。萧军则表示自己要留下，坚持和学校走。萧红不同意萧军的选择，于是两人在发展取向和生活道路选择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萧红劝萧军：“你总是这样不听别人的劝告，该固执的你固执，不该固执的你也固执……这简直是‘英雄主义’‘逞强主义’。你去打游击吗？那不会比一个真正的游击队员更价值大一些，万一牺牲了，以你的年龄、生活经验和文学上的才能……这些损失并不是你自己的呢！你简直忘了‘各尽所能’，也忘了自己的岗位，简直是胡来！”

萧军固执己见地说：“我什么都没忘，我们还是各自走自己要走的路吧，万一我死不了—我想我不会死的—我们再见，那时候也还是乐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远地分开……”

萧军和萧红虽然决定分开，但当时还未向朋友们公开申明。丁玲、聂绀弩、端木蕻良都不赞同萧军与民族革命大学一起走。丁玲当时还前来劝解。萧军郑重地说：“这不是开玩笑呢！我们常常这样因为意见不一致，大家弄得两不欢喜，所以还是各自走自己的路好一点儿……”

萧红离开临汾时，没有带走萧军任何的东西。萧军只好把一部分《第三代》的底稿、一部合订的《第三代》，以及一些材料和十几封信，打成一个小包，托人捎给已到运城的丁玲，同时附一封短信：“拜托您，因为您的地址固定些，请把这个小包代收一收罢。里面有一部分是原稿，一本书，两本日记，几封朋友的信。如果我活着，那请再交给我；万一死了，就请把那日记和朋友的信，顺便扬进黄河里罢。或者代烧掉它。总之，我不愿自己死了，这些东西还留在别人眼里。”

同时，他也给萧红捎去一信，源于他拾到萧红扔掉的一双靴子。信中说：“这双小靴子不是你爱的吗？为什么单单地把它遗落了呢？总是这样不沉静啊。我大约随学校去，也许去五台……再见了！一切段同志（即丁玲）会照顾你的……”

对于萧军与萧红分手，后人有多种的评说。尤其是看过电影《黄金时代》之后，多有人同情萧红的不幸遭遇，说萧军“大男子主义”、忘情负义等等。其实，萧军对萧红的感情是很深的。1942年4月8日，萧军在延安听说萧红已在香港逝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听萧红死了的消息。芬哭了。”4月10日的日记中又写道：“心情只是感到闷塞。我流了两次泪。对于她，我不是悲悼过去的恋情，只是伤怀她底命运。‘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我不愿承担这罪过和谴责。”从一个作家的角度来审视这段感情，萧军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萧军在晚年谈到萧红时还说：“作为一个六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我怀念她；作为一个有才能、有成绩、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她；如果从‘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有什么‘遗憾’之情！”“也可以这样说：在文学事业上，她是个胜利者！在个人生活意志上，她是个软弱者、失败者、悲剧者！……”

萧红当年在西安和端木蕻良结合之后，又去了武汉、重庆和香港。1942年1月22日，萧红在香港不幸病逝时，萧军和端木蕻良这两个她生命中的男人都不在身边……

意外结识女作家丁玲

在萧军和萧红来到临汾没几天，意外地遇到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丁玲。谁也没有想到，第一次相逢竟对萧军未来的命运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有30多人，是随十八集团军总部来到临汾的。几天后，塞克、贺绿汀、马彦祥等人，同上海救亡演剧一队也辗转来到临汾。丁玲是大家尊重的女作家，那年她34岁，其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已蜚声文坛。1931年，丁玲受命主编上海左联著名刊物《北斗》。1936年11月，赴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欢迎。此后，她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工作，曾任苏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组织一批作家到前线慰问并采访。

当时的丁玲身穿军服，一副女战士的装束。与身着便装的萧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临汾的女作家不多，丁玲和萧红尤是第一次相识相交，更是意义不同寻常。1936年初，鲁迅曾向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推荐过萧红的小说《生死场》，说它“是当代女作家所写最有力的小说之一”。鲁迅曾评价说：“她（萧红）是我们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她很可能取丁玲的地位而代之，就像丁玲取代冰心一样。”

丁玲对萧红的初识也记忆颇深，她回忆说：“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1938年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

她们在一起唱歌、聊天，每夜到很晚才睡觉。她们两人也互相倾诉，但丁玲感慨地说：“从没有一次谈到过自己，尤其是我。然而我却以为她从没有一句话之中是失去了自己的，因为我们实在都太真实，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为我们又实在觉得是很亲近的。但我仍会觉得我们是谈得太少的，因为，像这样的能无妨嫌、无拘束、不需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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