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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贾行商(明清徽商去哪了？（二）)

徽商,扬州,歙县坐贾行商(明清徽商去哪了？（二）)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二、交通主导型的水路经营区

徽商除了通过新安江大力东向发展于长三角地区外，其活动范围也在其资本积累雄厚之后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对于当时中国的贸易往来，无疑水路是最便利的交通工具。所以徽商们利用天然形成的大江还有政府修筑的运河在沿岸水路重镇依靠便利的交通优势和人员往来进行自己贸易范围的扩展，清人赵吉士指出：“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邦挈其家属而去。”其中扬州、淮安、芜湖、杭州、汉口、北京均为水路要冲，所以徽商行商重水道，水路为长途贸易提供了手段。

（一）黄金水道下长江

徽商于长江水道的发展范围很广，从湖北汉口开始，溯江而上，顺江而下，几乎所有的沿江地区都有徽商的影子，他们利用天然水道的优势打通商路，并且建立起一条属于徽商的长江文化区。

茶叶是徽商重视的贸易形式之一，在长江航路上，茶叶的贸易范围也是最广的，歙县汪伯龄刚刚二十岁“辄从父兄入蜀，称贷以益资斧，榷茶雅州（今四川雅安地区）。”茶叶因为其轻便，市场贯穿了整个长江流域。

长江水道的便利交通，使得沿江的城市被徽商控制经济的抑不在少数，例如汉口有歙县许氏，据史料记载“湖北汉口市镇旧有新安会馆，专祀徽国文公，栋宇宏敞。昔时同乡人士欲扩充径路，额曰:新安巷，开辟马头，以便坐贾行商之出入。土人阻之，兴讼六载，破赀巨万，不能成事，以致力竭资耗···公倡首捐输，得一万五千金，置买店房，扩充径路，石镌新安街额，开辟新安马头，兼建奎星楼一座为汉镇巨观。··· 更收买附近会馆房屋基地，造屋数十栋，以为同乡往来居止。”另外汉口有“婺源程栋，字国兆，州同衔，··· 后栋服贾汉口，颇得利，置产业。而一水之隔的汉阳也有记载:“吾楚汉镇为商贾云集之区，而新安之来于此者尤多。”另外歙县江村人江承东“少服贾于汉阳···凡徽人游汉上者，多得帆助。”因此有书言“而况汉口寰区巨镇,徽人客游天下,惟汉口为多,有成邑成都之渐。”

另外芜湖也是徽商青睐的长江沿岸重镇，作为长江运输的一个重要中转站，“芜湖关课税，全赖川、楚、江西货物前赴浙江、江苏仪征、扬州、清江浦等处，转行北五省销售。”足见芜湖在连接长江中下游中的地位，而慧眼的徽商许多都行商于此，甚至久居定居。明人汪道昆曾言：“吾乡去芜阴四百而近，乡人贾者，往往居芜阴。”安徽师范大学王廷元在《论明清时期的徽商与芜湖》中曾据知资料列表芜湖徽商38人，他门分布于芜湖各种商业领域，由于经营盐业，茶业，布业，绸缎业，陶瓷业对于长江水道的依赖，他们为了便于在江上从事贸易，因此寄居芜湖。在王廷元的列表中就有九人属于这种现象。而且他们慢慢成为了芜湖的一部分。不仅仅富于商业，也是赋役的重要承担者。甚至于担负起了抗倭保土的责任。可见徽商在芜湖已经基本形成了主客一家的局面。

由芜湖东下，跳过南京，扬州是长江出海口前徽商最后一个大型行商地，由于地处运河长江交界处，所以其地位又比长江上另外几个口岸有些许不同。这里是东西江运和南北河运的交叉路口，徽商在此地更是苦心经营。近人陈去病言：“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

徽商确是明清繁盛的根本，而在扬州的徽商绝大多数都是靠盐起家并且富甲一方的。扬州以盐起家的徽商很多，“黄标兄弟以盐筴起家”，“郑钟山，字峙漪，仪征人，业盐淮南。”“吴氏尊德，字宾六，徽州人，世业盐法。”清朝李煦曾上奏折言徽州盐商大半家于扬州，可见徽商在扬州地区已经成为定商。他们为了贩卖食盐的方便将家安在扬州，并且实现了官商融通和一体的模式。将家安在扬州的例子很多，这一点从李斗的《扬州画舫录》中也可窥得大观，祁门马氏盐商筑有小玲珑山馆，歙县汪氏盐商建有南园，歙县吴氏的吴园，洪氏的大洪园，黄氏的黄园，而歙县郑氏盐商家族为了炫富和赌气更是 “兄弟以园林相竞”。这些都是他们为了满足自己需求所建造的栖身之所，同时也是他们经商扬州盐业的财富象征。他们可以为了皇帝的欢愉一掷千金，也可以为了积累财富而对大肆盘剥。而他们得以获利的资本就是利用便利交通进行的盐业贸易。

（二）南北通途走运河

大运河自隋朝开通，元朝裁弯取直一直是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在这条便利的交通要道上除了贡船，官方运兵船，运粮船外，还集结了一大批的民间商贾船，当然徽商便是这条商路上十分活跃的群体。他们从扬州起，沿运河北上，将南方产的货物如盐、棉布北运到淮安，济宁，临清，甚至于更远的京师，以至更北。而从北方购入当地特产南下运到江南销售。

运河的南部重镇扬州已经在上文中有所介绍，而通过扬州一地徽商几乎把扼了上距两淮，下控长江入海的贸易。而除此之外，徽商亦在大运河航道的其他重镇上也留下了徽商的足迹。

首先不得不提及的是临清，临清是运河航线上的重要城市，明朝在这里设立钞关，赋税多出于此，就是因为这里商船大贾云集。优越的地理位置，徽州商人也于很早便来到了这里经商，徽州歙县《郑氏族谱》载:歙人郑富伟“东游吴淞,北寓临清,逾四十年,累资甚巨,声业懋值”。 另外有来自嘉定南翔的歙贾“亦时时贾临清,往来江淮间。间岁还歙,然率以嘉定为其家” 而因为来到临清的徽商众多有书中言：“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但是像临清这样能有众多徽商占据的北方城市却并不多。

位于山东的另一个运河重镇济宁就是代表，济宁相对繁华的临清要冷清的多，虽然在地缘上济宁比临清距离徽州近，但是徽商于此的贸易并不多而且资料不多。不过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大观徽商于济宁的商贸，清朝末年李鸿章手书“安徽会馆”的安徽会馆和《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建制·园亭》中关于汪氏汪园的记载，仍能表明徽商直到清朝末年在此尚有一定势力。此外位于其附近的张秋镇也尚有徽商的些许记载：“盛时江宁、凤阳、徽州诸缎铺比屋居焉,其地百货,亦往往辐凑,乃镇之最繁华处。”

不过徽商的坐贾在北方也仅限于运河沿岸相对比较繁华的市镇，其他地方一则由于北方各商帮的排挤，二则由于文化氛围的不同，徽商在从山东往北的市场并没有像江淮那样如花瓣绽放一样扩展。不过这并不能说明徽商在北方大运河上的经营没有收益，歙县人吴良友及其父辈就 “以布贾燕齐间,父自宁公蒙故业而息之,赀益大饶,累巨万。”另外休宁汪氏也“尝命掣鹾淮越,假是而游江湖数年,于徐、扬、青、兖、齐、楚鲜不遍历。”无论是汪氏还是吴氏都是以运河为基往来贸易，运河之便利是主导徽商北上求利的重要依赖。

参考文献：

[1] 康熙.徽州府志·卷二[M].清康熙三十八年刻本.

[2]汪道昆.太涵集· 卷五十三 [M].万历十九年刊本.

[3]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M].合肥：黄山书社，198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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