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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每个人都拖着旧行李什么歌(朱国梁：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奇迹背后的奇人)

国梁,国风,苏剧好像是每个人都拖着旧行李什么歌(朱国梁：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奇迹背后的奇人)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作者：张一帆 曹菲璐

1956年元旦，重新整理改编的昆剧《十五贯》首次面向社会公演，唱词通俗、节奏明快、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出色的艺术效果和深刻的现实意义，使这出古老的昆曲剧目与观众产生了强烈共鸣。在观众要求下，新编《十五贯》不断加演，以至于创下在杭连演24场的纪录。

1956年秋，浙昆赴沪拍摄彩色影片《十五贯》，1957年春全国公映，留下了朱国梁唯一的、也是不朽的银幕形象

1935年8月，朱国梁（后排左三）与上海市苏滩歌剧研究会理事、监事合影

2018年初，纪念朱国梁先生的系列活动展开。图为“世”字辈五老为参加纪念演出的演员说戏。供图/张一帆

随后，《十五贯》进京，名动京华。5月18日，袁鹰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更将其推向了一个高潮。以《十五贯》的成功为契机，此后短短数年中，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成立了多个专业的昆剧院团，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昆剧新秀。45年后的2001年5月18日，昆曲入选世界“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是我国首个入选的项目。

而这一切的背后，始终有一个微笑的、却几乎辨认不清的身影。这个人，叫朱国梁。

朱国梁的人生经历，不要说他亲近的人知道的不多，就是连他自己，恐怕也有不少无解之谜：他的籍贯源自何方？他的生身父母是谁？究竟为何在襁褓之中就将他遗弃？

更令人遗憾的是，后来人们说到《十五贯》的人物创造，周传瑛的况钟和王传淞的娄阿鼠更为人津津乐道，而朱国梁与其扮演的过于执，却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事实上，假如没有过于执形象的成功塑造，这部戏未必能够同时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达到脱胎换骨、历久弥新的高度。

让昆曲实现“月落重生灯再红”的那个人

1955年秋，朱国梁作为核心成员参与了传统昆剧《十五贯》的整理改编。1956年4月，浙江国风昆苏剧团转制为国营，更名为浙江昆苏剧团，进京演出一炮而红。1956年6月“昆曲《十五贯》整理经过的汇报——在全国剧目会议上的发言” 中称：新文艺工作者与老艺人的合作，是剧目成功的重要经验。而配合这条经验所举的唯一例证是：“如写过于执这个人物时，执笔者还没有深刻地理解主观主义而不准备让过于执多发表带有分析性的言论时，演员朱国梁就以长期的舞台实践中对过于执的理解，纠正了主观主义肤浅的看法。”

朱国梁仿佛生来就是要让昆曲实现“月落重生灯再红”的那个人：《十五贯》一举成名之后，不到五年，朱国梁便因病溘然长逝。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其出类拔萃的艺术创造，在组建“国风”、支持昆曲从崎岖小径走向康庄大道的过程中，他的呕心沥血，也渐渐为人所淡忘。

朱国梁可以说是一位集编剧、导演、表演、管理于一身的梨园奇才。他瘦弱的身躯，奇迹般地负荷起了昆剧、苏剧两个剧种沉重的命运，直至其生命终结。

1903年旧历七月的一天，朱国梁呱呱坠地之初便被弃置路隅。18岁时，其养父朱锦章去世，家遭火灾，他不得不离开家乡宁波镇海，到上海谋生，身上只有一元二角银币，无处投亲，只能沦为小贩。

为了生存，朱国梁进入光裕社学唱苏州弹词，师从张柏生学唱“前滩”（苏剧前身），又随郑少赓（苏滩前辈林步青的传人）学唱“后滩”，习艺转益多师，为朱国梁后来的艺术人生提供了不竭的养分。

朱国梁初入天韵楼搭苏滩王彩云班时负责击鼓，月收入不过四块钱。但有一天，他忽然自编一曲，获得了许多观众的欢迎，同时崭露出自编自演的独特才华。

1927年，在朱国梁即将展露出艺术创作的巨大能量之前，张柏生就将掌上明珠张彩娟（艺名张凤云）许配给了他，可见接班传承的深意。彼时朱国梁或许还不知，他将用一生的颠沛操劳来回报老岳父的这一份知遇之恩。

1928年，苏滩名家范少山英年早逝。至此，海道三大名丑（林步青、范少山、郑少赓）已全部物化。《申报》预言：在“少山故后”，朱国梁“将一鸣惊人矣”。1929年4月8日，朱国梁的名字第一次与张凤云、张兰亭和张凤霞并列，在《申报》同一版上另打出承接堂会的广告。张兰亭是张凤云次兄张顺发的艺名，他擅长为苏滩伴奏；张凤霞则是张凤云最小妹妹张彩芝的艺名，时年仅15岁（张凤霞30岁后，为激励自己像京剧名旦孙淑娴一样有所成就，将艺名改为张娴）。从此，上海新添了一家后来与昆剧重生无法分割的“国风”苏滩社。而朱国梁也从这时起，与张家老小在生活上相依为命，艺术上精诚合作。

一个苏滩社，为什么要吸收昆曲艺人

作为创作者和表演者，朱国梁拥有超强的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语言方面，朱的原籍宁波镇海方言较硬，可他却能准确运用中州韵演唱软柔的苏滩。朱国梁演唱的弹词，擅学马（如飞）调，以《玉夔龙》为“拿手书”，有人说他的嗓音活肖弹词名家沈俭安，在电台播音时，甚至达到了“朱冠沈戴”的效果。

朱国梁的创作能力也很强，他演唱的弹词开篇、苏滩（包括前滩风格的幕表戏、剧本戏和后滩新赋）多是由他本人所写，此外，他还在百忙之中为报刊杂志撰写杂文与剧评。

朱国梁不仅对社会现实有着高度的敏感，还能巧妙利用新媒介、以各种方式传播苏滩。他定档在电台播音演唱，据说，当天的报上有什么新闻，他晚上在电台即可用赋唱出。他演唱的时事新赋《新女界现形记》《伸张女权赋》《预防霍乱歌》《哭孙中山》《狗恋爱》等，从标题上就能看出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时效性。再加上他的表演，被人总结为“词句之间，言外有言，嬉笑怒骂，兼而有之……尤其是他那一副道学先生般的尊容，种种幽默的面部表情，益加衬托出了他全部艺术的冷静俏皮的妙处。”上述种种，一个演员终其一生倘能精于一项，已属不易，朱国梁竟然兼而有之，且几乎都是无师自通。

作为管理者，朱国梁在这一方面亦极有远见。国风社始终平均分配，不管主角配角、演多演少，甚至不演的人也同样能分得一份票房收入（朱国梁个人取两份，一份是他自己的劳动所得，一份则预留为剧团包括购置行头在内的扩大再生产资金）。这种分配方式，哪怕是在后来流离失所、冲州撞府，收入仅供糊口的情况下，也使国风社始终保持聚而不散的状态。

1934年，上海的申曲（原名本滩，即上海本地滩簧之意）歌剧公会改组为申曲歌剧研究会，苏滩界有识之士也奋起直追。1935年3月15日，上海市苏滩歌剧研究会成立，与会代表220余人。朱国梁以主席团成员身份报告开会宗旨，继而被选为常务理事（兼任组织科主任）。8月，苏滩歌剧研究会的会刊《艺言月刊》创刊号[1]面世，会刊登载了成立大会200多人的大合影，朱国梁是其中极少几个穿着西装的人。他的左侧，依次坐着张凤云、张艳云、张凤霞三姐妹。

这是朱国梁人生的高光时刻，从他的眼神中能看出一点踌躇满志，但同时重任在肩的意味。在对苏滩命运忧思的驱动之下，朱国梁（笔名铜龙馆主）担任了会刊《艺言》创刊号全部的编辑工作，积劳成疾，竟致口吐鲜血。他的健康状况，也从此走上了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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