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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玫瑰花(文学的巴黎圣母院与建筑的巴黎圣母院)
雨果,巴黎,圣母院路易十四玫瑰花(文学的巴黎圣母院与建筑的巴黎圣母院)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事实上，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并没杀死石头建筑的巴黎圣母院，我们现在去参观巴黎圣母院，往往会联想雨果的这部作品，如果没有读过，看巴黎圣母院之前或之后，可能会做功课去读一下，也就是说，著名的文学作品也会促进我们作为旅游者对古迹的参观和联想。
这个“一个杀死另一个”，是雨果预先为世人敲响的警钟。有了这一警钟的长鸣，人们恐怕会做得更明智，会让这个养育另一个，这个促进另一个，这个激励另一个，这个繁荣另一个。我们希望看到这样的世界，也应该能看到这样的世界。
有历史代表性的建筑是应该留下来的，而且，每个时代可能都有每个时代建筑上的代表作，它们存续下来，会让后代意识到历史的脉搏就跳动在那些石头、木头、钢铁、玻璃的建筑中。《巴黎圣母院》就总结了巴黎的历史建筑：以往，在卡特琳娜·德·美迪契时代有杜伊勒里宫（后来烧了）；亨利二世时代有市政厅（曾被烧毁，重建后依然还在）；亨利四世时代留下了王宫广场；路易十三留下了神恩谷修道院（现为陆军总医院）；路易十四时期有残废军人院（现是军事博物馆）；路易十五时代有圣絮尔皮斯教堂；路易十六时代留下了先贤祠（为共和国伟人设立的公墓，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居里夫人都埋在里头）；拿破仑时期有旺多姆广场。
以上是雨果总结的，在他以后，我们不妨替他总结一下。七月王朝开始建造了凯旋门；第二帝国时建有歌剧院；第三共和国时有了埃菲尔铁塔，铁的塔，象征一个钢铁时代；进入20世纪，有大王宫、小王宫；戴高乐时代，中央菜市场的大改造，而往日菜市场的热闹景象，只能在左拉的作品中重温了；蓬皮杜时代建有蓬皮杜文化中心（外表很像化工厂），是现代派建筑艺术的代表；德斯坦、希拉克时代应该是拉德芳斯的大拱门，它延长了从小凯旋门到大凯旋门的城市中轴线；密特朗时代是“四本书”造型的国家新图书馆……
由此突然想到，多年前，我曾把雨果同时代的浪漫派诗人奈瓦尔的一首诗《巴黎圣母院》翻译成了汉语。
译文如下：
“圣母院够古老的了，或许人们将看到它
有一天埋葬当年它曾看着诞生的巴黎；
但在千年之后，时间将让那笨重的骨架
犯下过失，就像一条狼让一头牛顿失前蹄，
扭曲它钢铁的神经，以一副聩昏的利牙，
忧愁地啃噬着它岩石构成的古老骨脊！
来自大地上所有国家的众多人们
将前来此地把这威严的墟景瞻仰，
并且想入非非的重读维克多的书；
会以为重又看到了古老的大教堂，
就这样又长又方，雄伟壮丽，巍峨精神，
矗立在他们面前像一个死人的影障！”
我是1990年代译的这诗。2019年巴黎圣母院大火后，有人又找出了这篇译文发在网上，并告诉我说，余老师，你多年前译的东西还挺好的。我想，确实很好，它很应时地回答了“这一个杀死那一个”的问题。
我总在傻想，未来有一天也许我们看不到巴黎圣母院原来的样子，有些部分会倒塌，有些部分会面目全非。但我们站在它面前时始终会想到，有一本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在。巴黎圣母院还在，它的魂还在，这就挺好。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法语文学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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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鲁迅第一次把雨果小说带入中国
即使一生没去过巴黎的人，也会从书中知晓维克多·雨果笔下的巴黎圣母院。这座塞纳河畔辉煌雄伟的教堂，始建于1163年,花了整整一百年才完工，距今约800余年的历史。圣母院作为巴黎永恒的地标，也成为感情忠贞不渝的象征。作为人类历史上著名的文化地标，这座宏伟的哥特式建筑群演绎了一幕幕美好的历史过往和传奇故事，也见证了近代史中不少重大的节点，甚至见证了贝多芬与拿破仑的反目；与此同时，在雨果那段回肠荡气的文字记载之外，“纸上的巴黎圣母院”也与不少中外文化名人有着非同一般的勾连，甚至和中国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作者、与鲁迅先生都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
230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让统治法兰西半岛几个世纪之久的君主制土崩瓦解。肇始于康德的理性精神，加上狄德罗、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一众的启蒙精神浸润，法国人民心中燃起革命之火，也给宗教的象征巴黎圣母院改了名字——“理性圣殿”。
革命者中的激进派们，将圣母院里先贤的雕像悉数“砍头”，只有那口“卡西莫多大钟”幸免于难。“理性圣殿”的地下室，成了藏酒的佳窖。那些以革命果实酿造的芳醇，倒映着巴黎人民狂欢的身影。然而自由与平等很快变成了混乱与无序。于是，法国人民将胜利果实拱手相让给了一位掣着革命的电光石火，能以铁腕恢复秩序的强人，他就是拿破仑。
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让雅各宾派退出“C位”。可接管了革命政府后的拿破仑却对保皇派和天主教示好。于是，他很快被指窃取了革命果实。远在莱茵河畔谛听革命潮响的康德的老乡——贝多芬，听到拿破仑加冕称帝的消息，气愤地将原本献给他的交响曲谱撕得粉碎。当然，我们今天仍能幸运地听到这支差点夭折的交响曲——《英雄交响曲》。但是，让贝多芬始料未及的是，那幢被启蒙主义者冠以“理性圣殿”之名的恢弘建筑，恰恰见证了他俩的反目——拿破仑把加冕典礼的地点，特意选在了巴黎圣母院。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部分觉醒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最先接触启蒙思潮的知识分子，开始大力译介西方优秀文明成果。其中，就包括《巴黎圣母院》作者——维克多·雨果的作品。
大家也许想象不到，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孽海花》的作者曾朴，就是《巴黎圣母院》最早的译者之一。曾朴自晚清时期，就开始大量介译雨果的作品，是雨果名著《九三年》《笑面人》等名著的最早译者。而翻译《巴黎圣母院》时，则是到了上世纪20年代，他的思想也由改良主义倾向于革命。当时的原著译名，曾朴直接取自书中男主角卡西莫多——《钟楼怪人》。
1927年，曾朴创办了“真善美书店”，“真善美”正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文学口号。于同年出版的《钟楼怪人》，就是他的“开店首发”之一。卡西莫多——这位相貌奇丑无比，却心地极其善良的敲钟人，正是被压迫的底层人民的代表，曾朴将他作为真善美的代言人，从侧面体现了那个年代的革命想象。
曾朴版《巴黎圣母院》把作者雨果译作“嚣俄”。这个译名不是这位当时介译雨果作品最多的译者的首创，而是来自另一位著名文学家的手笔。1903年，还是日本东京留学生的鲁迅，发表了我国第一部雨果小说译作《哀尘》，他将作者署名译为“嚣俄”。要知道《哀尘》是雨果的另一部巨作《悲惨世界》。但“嚣俄”这个名字，却印在了民国时期各个版本的《巴黎圣母院》的作者栏，这也是鲁迅对我国译介史的贡献之一了。
来源：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