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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之基地降临(红色地下电台网:常年遭国民党军统局监听,从未被破译)
电台,周恩来,延安抗战之基地降临(红色地下电台网:常年遭国民党军统局监听,从未被破译)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1940年12月,政治部第三厅被国民党“改组”为文化工作委员会,因日机空袭日甚,郭沫若便时常在市郊巴县赖家桥办公。南方局文委的有关指示及工作意见,均由冯乃超带往赖家桥,久而久之,他发现那里地僻人稀,心生一计。
有一天,冯乃超雇了几个农民,声称亲戚病故,要他们帮忙挖个坑安葬。入夜后,他独身潜往乱葬岗,用油布将发报机仔细包裹起来埋进坑内,上面掩饰成坟墓。俟春雨降临,坟头芳草萋萋,别说是特务,就是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仁也万万料想不到,这坟里藏着1部7.5瓦的瓦哈特莱式电台。
1945年3月,国民党下令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搬家,冯乃超才将电台转移走。
刘澄清孤胆建台
1941年春天,香港地下党发电报到重庆,请求派人接替前任报务员林青的工作,南方局决定派资深报务员刘澄清前往。因刘澄清不会说粤语,又特派广东籍女同志康瑛配合工作,两人一道结伴上路。
为提防特务跟踪,他们不能直接从红岩村出发,先隐蔽一段时间。他们乘夜转移出来,刘澄清假装病人,住进一家法国人开办的医院,整天打针吃药,康瑛则装成他的表妹,时常来照料他。后来他们又转移到西郊歌乐山农家小院,闲住了两三个月。
等到外面风声松动,亦未发现附近有可疑人员,他们才跟着一位带路的地下交通员离开重庆。刘澄清装成西南联大的学生,声称去香港找亲戚,康瑛仍然扮作他的表妹。他们经贵阳到桂林,买到两张去香港的飞机票,刘澄清让康瑛和交通员先走,他自己又扮成华侨,与几个商人同路,经湛江抵达香港,并很快接上了关系。
当时香港的商业电台很多,国民党军统、中统及其他系统也在这里设有电台,情况复杂。国民党的电台人员喜欢在社交场合吹牛谈天,露出了破绽,被港英当局查获了好几个。刘澄清在这方面相当谨慎,从未发生问题,他还做了充分思想准备,即便电台被查获,他也会一口咬定是搞商品行情的商业电台。
在香港立足得有社会职业作掩护,刘澄清就到夜校去补习英语,后来进写字楼做职员。谁也猜不到,这位办事勤勉的年轻人,竟然是共产党的千里眼顺风耳,他的志向不是升级提拔,而是经常给延安和重庆发电报。
香港沦陷,地下电台暂停,刘澄清又奉命到东江游击纵队,在那里装配了一部15瓦的电台,与延安联络。他使用原香港密台的呼号、频率、时间,终于接上关系,每天除收发报外,还兼收新华社新闻电稿和《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的重要社论、文章,供游击队学习和编油印小报用。过了一段时间,林青在香港恢复了原来的地下电台。
1943年夏,南方局召刘澄清返渝,先在红岩村工作,后派他到闹市区建立备用电台。
中国工矿银行位于重庆城内小什字街,除搞金融业外,还办有一家电料行,由该行律师潘震业之子潘克勤经营,此人思想进步,也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地下党找潘克勤帮忙,他爽快应允,让刘澄清把电台设在银行楼顶晒台的电料仓库里,那儿平时只是偶尔有人去晒晒衣服,十分清静。
库房钥匙由潘克勤掌管,他有一次忘记来开门,结果刘澄清又饥又渴,在库房里整整困了一天。
城内密台是备用的,所以没有电文从这里拍发或抄收,只是每次叫通后双方用简单代号打招呼,或仅仅“OK”一声就停机。这样做可防止军统电台监听,确保形势恶化时随时可用。
民生轮船公司公开招收报务员,党组织决定让刘澄清去报考,再增设一个备用台。他冒名顶替川军潘文华某部的通信兵去应考,以总分第一名被录用。就在考场上,他突然遇见原红四方面军的报务员邓国军,彼此心照不宣,知道上级的意图是要他们同时进入民生公司。后来果然如愿,他们分在同一条船上,掌握了1部50瓦以上的大电台。
抗战胜利,刘澄清被调到民生公司南京分公司,他正好为迁往南京的中共代表团服务,那是后话不表。
马歇尔送货上门
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和平谈判,中共方面提出要求恢复1943年被查封的红岩村大电台,但被国民党当局以“党派社团不得私设电台”为由拒绝,仍强调电文可交军政部代为拍发。因此,在重庆谈判期间,各地的电报往来,仅靠1部输出功率为5瓦的小型密台。上党战役进行时,毛泽东就是通过这部小电台给刘伯承、邓小平拍发了那个有名的电文:“有来犯者只有好打。你们打得越好,消灭敌人越多,我们就越安全,回来得就越快。”
就在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当局重新印发了《剿匪手本》,国共“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又发布了去解放区“接收”的密令,打算独享抗战胜利果实,内战阴云密布。
这时美国政府调走那个公开声明只同国民党合作的驻华大使赫尔利,改任五星上将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停”中国内战。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会议,以促成中国之统一”,但又建议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合并,搞联合政府。同日马歇尔启程来华。
南方局收听到这一消息,作了相应准备。
1945年12月21日,美国大使馆人员、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代表都到重庆白市驿机场去欢迎马歇尔,不料就在专机即将降落时,国民党军警居然要将中共人员赶出机场,只是由于美国人进行干涉才得以制止。
蒋介石安排马歇尔住在长江南岸的黄山官邸,那里进出很不方便,但是中共和民主党派的人还是上山去会见了马歇尔。当周恩来提到机场发生的不愉快事件时,马歇尔感到紧张,因为他希望早日完成使命,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
这种会谈进行了许多次,周恩来说,只要联合政府作出保留解放区的安排,中共愿意实行政治和解。但是,延安决不能接受的就是放弃自己的武装,那样肯定会招致像1927年国民党搞的“清党”大屠杀。马歇尔试图绕过这道难题,再三建议共产党人到国民政府去任职,这样就可以避免全面内战。
“调停”持续到1946年2月时,真心希望和平的中共方面打算签约,周恩来还草签了美方拟订的建议书,使马歇尔喜出望外。这时周恩来提出中共要设公开电台,便于随时向延安汇报和谈进展情况,马歇尔一口答应。驻华美军司令部随即派出专人,在重庆中山三路中共代表团驻地架设了1部大型军用电台,发射机为BC—610型,功率450瓦;收讯机为SX—28型和BC—312型。这是中共反对国民党封闭电台斗争取得的胜利,周恩来还亲自请架设电台的美方人员吃饭并与他们合影。
由于国民党缺乏和谈诚意,不断制造摩擦,马歇尔的“调停”一直未能成功。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将这部大电台带往南京继续使用。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时,将电台交还美方。
从1937年到1947年,南方局先后在武汉、湖南、桂林、重庆、江西、广东、福建、云南、南京、上海、香港、海南岛、新疆等15个地区建立了60部电台。其中公开电台22部,秘密电台38部,基本上形成了中共在国统区和香港的无线电通讯网。这些电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对保证南方局与党中央的联络,以及南方局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在给南方局机要译电员的信中就指出:“机要工作是党的咽喉命脉。”毛泽东也多次把机要通讯工作生动地比喻为“党的机体上的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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