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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 尼科尔森(石川：我们看到世界的同时，也看到《教父》)
教父,电影,好莱坞杰克 尼科尔森(石川：我们看到世界的同时，也看到《教父》)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澎湃新闻记者 王诤
今年，是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执导的《教父》（The Godfather）公映五十周年。这部经典的黑帮类型片兜兜转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中国，是不少电影人和观众的电影启蒙。
在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看来，科波拉作为美国电影新浪潮代表人物，在《教父》中大胆运用大光比、低影调的手段，开场戏让明星的脸庞深深陷入黑暗中，这是反古典好莱坞惯例的。“他故意不采取常规操作，对演员大量的用顶光，这样就使得马龙·白兰度的眼睛深深地藏在两个深坑里。塑造出了那种老谋深算，深不可测的感觉。”
《教父》剧照
石川介绍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电影艺术正处在想要彻底脱离戏剧，进而确定自己独立美学价值的时期。“电影作为一个综合艺术，它的表现手段也是综合性的，体现在光影、影调、色彩、音响等等方面。那个年代，电影作为综合艺术，本体上的艺术手段是在迅速提高的。国内院校在八九十年代讨论《教父》的影响，主要在这方面。除了《教父》，还有《巴顿将军》——之前国产电影的人物塑造比较公式化、概念化，如何从传统的禁锢当中跳出来？这些电影给了我们一些借鉴。”
左起：《教父》《教父2》《教父3》海报
《教父》的成功，“代表着一种新的电影制作模式崛起”
尽管在过往中国第五代导演的访谈中，也曾带出过对《教父》电影影响认知的吉光片羽。比如，陈国星导演在拍摄《孔繁森》期间，男主演高明为了克服高原反应导致记不住台词的问题，拍摄现场，导演就把他的台词写好贴在一切可见的物品，甚至对手戏演员的上身。这同《教父》拍摄时，科波拉导演给男主马龙•白兰度提示台词的手法可谓如出一辙。
“这可能只是一个巧合。”石川说，“片场上的灵机一动，不好讲谁启发了谁。况且八十年代介绍《教父》拍摄背景故事的书籍在内地的市面也见不到。”石川甚至怀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内地，即便是电影学院“象牙塔”中的师生也很少有人看过《教父》全片。“那个时候，这种片子进国内还是挺困难的，即便是北京、上海的观众看这样的片子也基本都是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比如不定期举办的某某电影周上。而且像《教父》这样的片子，版权费用非常贵。是以八十年代人们看到的西片，基本上都比它们在海外上映要晚很多年，可能都已经是人家的二轮、三轮放映以后，甚至不要钱说你们拿去放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电视机、录像机在中国大城市的普及和出现，内地家境比较富裕的电影爱好者，倒是可能会通过从香港流入的盗版VHS录像带看到《教父》。“这应该是八十年代后期的事情了，看过的人也寥寥无几，非专业的观众根本没有接触到类似影片的渠道，我自己都是九十年代才看的《教父》。”
石川回忆说，1995年自己读研时，学校附近有一家录像厅。“老板热爱电影文化，他手上有很多世界名片，谈起获奖影片也如数家珍。我们几个同学就每个星期集体去包场看几部电影，看得越多，越能打折，我们就拼命看。我记得有一次一口气通宵看了五六部。当时看片环境挺恶劣的，录像厅里空气十分污浊，座位也不舒服。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们接触到了很多世界名片，除了《教父》，《红色沙漠》《八又二分之一》等等都是在那看到的。类似《教父》的录像带在香港市场上是有卖的，翻录的录像带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流入内地。后来还出了VCD。”
中国内地对《教父》的认识，除了影响本身，相关的书籍是观照这一问题的另一维度。石川介绍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国人所能看到的电影书籍，基本还是苏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译著，“包括东欧匈牙利的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的那本《电影理论》（中译名《电影美学》）。1982年，电影理论家邵牧君的《西方电影史概论》出版，算是给大家打开了一扇窗，之后才有了崔君衍翻译巴赞的那本著名的《电影是什么》。”
在石川看来，在新世纪内地电影产业的概念建立起来之前，我们对于介绍好莱坞电影工业体系的书籍并不重视。“九十年代的时候，大家关注的还是以电影本体论和电影文化为主，基本还是停留在理论热潮当中。1995年，中国开始引进好莱坞分账大片，我们争相观看《亡命天涯》《真实的谎言》，但相应的介绍好莱坞电影产业的书籍却屈指可数。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美国学者托马斯•沙兹的《旧好莱坞•新好莱坞》被周传基译介进国内，那本书算是当时比较早介绍好莱坞电影产业的书籍。另外，1994年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学者尼克•布朗《电影理论史评》（译者徐建生），作者概述和评析西方各种电影理论流派，是当时电影专业考研的一本必读书。”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要按照WTO的规则逐步开放。而电影行业则“春江水暖鸭先知”：2000年6月国家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积极推行院线制。2001年12月《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试行）的发布标志着以院线制为主的发行放映机制开始正式实行。2002年6月1日，全国23个省市的30条院线正式挂牌营业。
“全国电影行业自上而下推行城市‘院线制’改革，当时的参照系就是按照北美的院线制，把各个省、市、县的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按照院线制的组织架构重新整合，形成了最早的一批院线。这个时候开始才把美国的电影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作为模仿和借鉴的对象。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也逐渐意识到，电影产业化离不开学习和借鉴美国好莱坞的经验，所以这方面的书籍慢慢就被引进来了。”石川说。
2001年，李安的《卧虎藏龙》又一次带动了华语武侠片的热潮。2002年，张艺谋执导的《英雄》，票房达到创纪录的2个多亿。“这让所有人都很惊讶，原来拍国产片也能挣到钱？！《英雄》的最大贡献是为国产电影吸引来了大量的行业外资金，开始投资影院，也开始投资制片。当然前提是要有大导演和大明星作为招牌。内地商业电影在之后的几年，逐渐形成了香港明星 武侠动作 特效的类型模式。”也是在这个时间段，石川的第二本译著《影视的制片与导演》出版，“之前我们一直把电影作为一项事业，完全没有产业的概念，相应的，剧组该如何构架、管理也要做新的认识和改变。”
也是在新世纪后，学界、业界对于《教父》的研究，才在观察和分析好莱坞电影产业运作的大背景下形成了气候。“《教父》的制作模式是独立制片和大公司分工合作的模式，类似的操作在七十年代以后非常流行，到现在为止，也是好莱坞最主流的制片模式之一。《教父》之后，还有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大白鲨》、乔治·卢卡斯的《星球大战》出来，这些片子之前按说都应该是好莱坞大制片厂制度下的产物。”
石川认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好莱坞受欧洲作者电影的影响，在文化上也出现转向。“他们逐步把导演作为电影制作的核心，导演不再是电影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工种，而是决定片子成色、乃至成败的关键。独立制片方通过与大机构合作获得足够的投资，后者还要提供发行和手上的院线，管着一前一后两端，中间创作环节就基本交给以导演为核心的创作团队。所以回过头去看《教父》的成功，成为经典，除了艺术上的成就以外，也代表着一种新的电影制作模式的崛起，或者说是文化模式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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