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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纪实(中国大案纪实)
凶手,现场,专案组上海纪实(中国大案纪实)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经过严格的刑事审查程序，1996年9月26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对陶锋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陶锋故意杀死两人并抢劫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情节严重，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2条、第150条之规定，予以严惩。
同年10月10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二中院刑庭副庭长贺平凡担任审判长，陈荣清和陈为钢作为国家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法庭旁听席上坐满了社会各界群众，报刊和电视台记者纷纷赶来采访庭审实况。
庭审开始了，审判长让陶锋陈述了自己实施犯罪的全过程，陶锋当庭作了供认，所有的证据都—一当庭质证。陶锋杀人抢劫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但陶锋对自己的作案动机没有作详细交代。对这个重要问题有必要当庭调查清楚，公诉人立即补充发问：
“被告人陶锋，你与戴厚英之间是否有什么结冤？”“没有。
“那你为什么如此残忍地杀害戴岸英和她的侄女戴慧？”
“我在上海没有工作，经济上十分困难，这天到戴厚英家，见只有戴慧一人在家，就起了抢劫的念头。我从戴慧后面把她的头颈，直到她口吐白沫，我以为她死了就开始翻东西，没想到戴厚英这时突然回来了，我怕罪行暴露，就一不做二不休把戏厚英杀了。后来戴慧醒过来了，我就把戴慧也杀了。”
“你这次抢劫杀人有没有其他同伙？”“没有，就我一人。”
“有没有人指使你去戴厚英家抢劫杀人？”
“没有，是我从戴厚英家的装精情况估计能抢到二三万元，所以就动手了。”
“你什么时候产生杀人抢劫的念头？”
“几个月前，我在上海赚不到钱，就认为要搞到大钱，只能用偷或抢的办法。可是我看到上海那么多警察，就没敢下手。这次我看我意一人在家，是个机会，就下手干了。”
“你从戴厚英家是否抢到东西？”
“抢了一根项链，一根手链，一只景泰蓝手镯，一只收录机，两本银行存折，两枚胸针，还有各种邮票和外国硬币。”
一问一答，陶锋在法庭上亲口供述，给各位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陶锋纯属是图财害命，陶锋是一个凶残的刑事犯罪分子，与政治并无关系。
识破缓兵之计
庭审已经取得预期效果。关于辩论的焦点，检察官们均估计会围绕定性问题展开，即是定杀人一罪，还是定杀人、抢劫两罪，这在法律理论上还有点争议，但一般不会涉及量刑问题。
因为陶锋图财害命杀死两人，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对陶锋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陶锋罪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辩护人却在法庭上提出了人们意想不到的两个问题。辩护人声称：法庭调查已经查明陶锋是临时起意，不是蓄谋已久，两者在恶性程度上应有区别。
两者相比，临时起意的主观恶性没有蓄谋已久严重。因为陶锋是临时起意，所以陶锋应当从轻处理，建议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以观后效。
辩护人似是而非的观点，引起了旁听群众的惊讶。陶锋如此严重罪行也可以从轻，听起来似乎有点天方夜谭，可辩护人振振有词好像有理有据。法律到底怎么规定的，公诉人能讲得清楚吗？庭审的氛围一下子有点紧张起来。
公诉人在法庭调查质证的时候，已经察觉到辩护人可能要在临时起意上做点文章，于是利用法庭调查空隙作了简要的准备。
辩护人话音刚落，公诉人立即予以辩驳：“被告人主观恶性的程度与其犯罪的手段和危害后果直接相关，而不是以临时起意和蓄谋已久来区分。临时起意杀死两个人和蓄谋已久盗窃2000元，其主观恶性孰深孰浅显而易见。
因此，是临时起意还是蓄谋已久不是界定从轻还是从重的标准，而只是犯罪的不同表现形式。辩护人的前提条件是错误的，其结论也就必然是错误的。
陶锋杀害戴厚英与其侄女虽是临时起意，但其手段和后果足以说明陶锋心狠手毒的程度和罪行严重的程度，也充分反映了陶锋的主观恶性程度极深，对于这种主观恶性极深、犯罪手段残忍，后果极其严重的恶性犯罪，理应处以最严厉的刑罚。
辩护人却以临时起意为由建议对陶锋从轻处罚，显然有悖于刑法理论，更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旁听席上，人们对公诉人的辩驳频频点头。
辩护人对公诉人关于临时起意的反驳意见不再提起异议，但他又拿出了陶锋开庭前交给辩护人的检举揭发信。
陶锋在检举揭发信中声称，他要检举揭发两起涉及两条人命的重要线索：
一是安徽省某县一名姓王的医生为另寻新欢而毒死了妻子；
二是安徽某县有人伪造交通事故现场，实际上是一起预谋杀人案，凶手现在某乡当干部。
辩护人认为：
根据法律规定，被告人的重大检举揭发线索应当查明，尤其该检举揭发事关两起杀人案件，如查证属实，应作为重大立功，可以对陶锋依法予以从宽处罚。
对于陶锋的检举揭发线索，公诉人已经领教过。是否在庭审中陶锋会故技重演，公诉人事先有所预料，只是不知会有什么新的内容。
果然，陶锋又使出所谓检举揭发一招，以此拖延时间，而其辩护人却抓住这些没有根据的检举线索在法庭上大加发挥，公然提出要予以查证属实并依法给予陶锋从宽处理。
从公诉方的角度讲，陶锋罪该立即处死，这是法律工作者都十分清楚的结论。
但是，现在辩护人举起依法查证的旗号，足可以阻止法庭立即对陶锋杀人抢劫罪行下判，从而达到辩护的现场效果。
面对陶锋及其辩护人的缓兵之计，公诉人必须拿出最有说服力的观点和论据驳倒辩方的观点，当场辨明是非，以正视听，从而促使法庭迅速做出公正判决，以平民愤。
趁着辩护人滔滔不绝地大谈检举揭发法律意义的时间空隙，陈荣清和陈为钢迅速地研究对策。
我们曾对“阿庆嫂组织偷渡线索”和“浦东盗窃集团线索”作过周密的调查，知道陶锋根本没有掌握什么犯罪线索，陶锋已经抛出的两个线索证明查无实据；
现在抛出的两条线索如果是真的，陶锋早就会提供给检察机关，并要求尽快查明，为什么藏而不露，偏偏在开庭前向辩护人提出呢？
其中的动机与前两个检举线索如出一辙；因此，这种所谓的检举线索肯定是陶锋编造出来的。
看透了陶锋的诡计，公诉人便有了应答的对策。等辩护人话语一落，公诉人便接过话题：“开庭前，公诉人已经充分注意陶锋提出的一些检举线索。”
公诉人巧妙用了“一些”而不提具体内容。“这些线索既无时间，又无地点，更无具体情节，但检察官还是用了大量的精力进行了详实的调查，发现陶锋所谓的线索纯属子无虚有的故事。
法律规定，检举揭发的线索只有查证属实的才能视为立功。公诉人经过调查从为陶锋的线索查无实据，因此不能作为从宽处罚的理由。”
公诉人义正辞严的话语立即收到良好的现场效果。公诉人用“一些”来涵盖陶锋各种检举揭发，又用确实查无实据的事实来作出明确的结论，既避开了“两条人命线索”的陷饼，又对陶锋的企图当头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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