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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箱打不开怎么办(上海记忆点滴（上）)

上海,孩子,我的密码箱打不开怎么办(上海记忆点滴（上）)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每年的9月22日，是我给自己定的服装日，因为1989年9月22日我购买了第一台牡丹牌缝纫机，当时的心情很激动，住单身的我也算是继自行车之后置办下第二个大件；1995年冬天搬家大港油田以后，巧合的是于1996年的9月22日又买回一台编织机，之后的三、四年间边上班边揽活织毛衣；2001年买断工龄以后，偏偏又于9月22日定制了自己的服装商标；虽然后来并没有生产出那个“壹梅”的品牌服装，但在我的生命中这些日子仍然是重要的节点，记录着曾经的理想和奋斗轨迹！而今花甲之年拿起笔来，追念那份因种种原因而放弃的事业。

一、报到

2000年11月7日立冬时节，一场寒流应时而来，以迅猛之势席卷北方大地，漫天风雪裹挟着我和女儿从天津站登上南下的列车，从火车这座避风港里向外眺望，只见白茫茫的华北平原渐渐隐没在黄昏的天色中。我将目光收拢回灯火辉煌的车厢里，发现置身于这种新鲜的环境中，九岁的女儿与相邻卧铺间的两个孩子玩得不亦乐乎，他们把连接上下卧铺的梯子当玩具，爬上爬下十分高兴。坐在下铺的乘客则简单交谈一些行程信息，我在内心发问：他们有谁和我一样，同样在进行一次尝试改变命运的旅程？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行驶，两千多里的路途已被风雨无阻的火车甩在了身后；当第二天中午抵达上海时，这里艳阳高照，温暖如秋；手持报名通知书乘公交车按图索骥时，身着臃肿冬装的我们相较于衣着轻便的上海人，更衬托出北方人的五大三粗、憨态可掬。

此次出行距离我1989年从武汉回到家乡已经十一年之久，这期间由于孩子年幼、经济拮据等原因我再没有旅行过。长久的蜗居使得我对外面的世界已是一副陌生且畏惧的家庭主妇心态，尤其这次选定的目标又是昔日以十里洋场闻名的时髦大上海，更令我心怀忐忑；但要想图谋一条出路，就必须在安逸与闯荡之间作出抉择，于是也就打点行囊出发了。为了缓解我的紧张情绪，老公特意为我准备了一只带密码锁的箱子，将我需要携带的学费加生活费共计五千元现金放在箱子里，似乎只要钱安全了其它一切就该万事大吉！

这趟旅行是为了另谋出路而去充电；鉴于我在油田的专业不对口，长久下去也不会有什么所谓的前途，但选择放弃既得利益而去重新开辟一片天地也并非易事，是需要在反复权衡后下一番决心的！当时的我还在上班，一个类似于冗员角色的人请两个月的假根本不影响单位的运转，即使如此为了避免口舌是非，主任还是在会议上特别强调：人家是自费出去学习，谁愿意自费学习尽管请假。

所有的瞻前顾后只存在于做决定之时，一旦踏上路途就义无反顾了！此刻那位上海的公交司机可能见我拖着行李箱带着孩子颇为辛苦，因而动了恻隐之心，破例在未到站的一座立交桥边为我们停了一次车，并指点我从前边的路口进去不远就是。就这样几经辗转终于到达目的地：上海“九三”学社的办公地点，我寻找的学习班就是由“九三”学社主办的“服装打版进修班”，广告刊登在《上海服饰》杂志上，无需考试，但条件是招收熟练服装工，即所谓的裁缝。学期两个月，学费2200元（这在当时是比较昂贵的）。

来之前先打电话联系，然后上海这边寄出一张附有详细地址的录取通知书，在通知书上就声明：前三天属试验期，如果听不懂，可全额退款。这与后来的各类培训班遍地开花又华而不实的状况相比，是诚实而守信的！新千年伊始的中国还没有那么多骗局，这类机构的主办者其动机也是良好的：秉持一种实业兴国的传统，旨在为中国的服装工业培养技术人才。

我们到来时只见两位老师正忙着给三个小伙子办理报名手续，其中一个年龄偏大的打招呼般地问我：“从哪儿来的？”我说：“天津，你呢？”他说：“大连。”另外两个大男孩主动自我介绍：“我是安徽的。”“江西。”说完都腼腆地笑笑。我说：“咱们真是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

轮到我办理手续时，老师说学费2200元，给孩子加张床收200元，共计2400元。我急忙从密码箱里拿钱，无奈这密码锁在长途颠簸中失灵了，怎么也打不开。看我着急，老师同学一起上来帮忙，四、五个人将箱子团团围住，推的推，揉的揉，拍的拍，突然“嘭”的一声，密码锁弹开了。皆大欢喜！当几个人从箱子上抬起头时，脸上都挂着一抹出于陌生人的羞涩又因成功而喜悦的笑意，此刻我发现：经过这一番折腾，我们已经成了熟人。

报名之后由一辆中巴将我们送往教学地点，它设在闵行区梅陇镇的一处别墅区（就是后来发生“楼歪歪”的那个地方），进修班租用了其中的一套别墅，一楼的大客厅作为教室，周边几间卧室供男生住宿；二楼阳面的两间卧室住了我们七、八名女生和我女儿，阴面一间小一点的卧室住着担任班主任的王老师和她十岁的儿子。在一楼餐厅的位置放了三、四台缝纫机和一台锁边机，同学们可以边学边做，还能够接受老师的指点。在教室与餐厅之间是一张长方形的大桌子，供老师打板、裁衣演示给学员看。火墙后面的一个灶子上有一位老师傅为我们做饭，主食永远是米饭，再用一口大锅吵一个菜，每人每天十元钱的伙食费，打饭以后各自回宿舍去吃。总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期招收学员二十人，另有七、八名上海本地的走读生，一年招收五期。

我们到来时已有两个小女生坐在宿舍里，班主任进来确认：你就是带孩子的那个学员呀？我说“是的”。她客气地说：有什么问题告诉我。我顺便打听：哪里有小学？她说：从这里出去到虹梅南路左拐向北不远。我把床铺简单收拾一下就带孩子出去了。

一切好像进行的颇为顺利，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艰深复杂、令人晕头转向的感觉；接下来在这个狭小的环境里，开启了一群陌生人精彩而丰富的学习生活。

二、育苗小学

然而大上海的壁垒和高傲面目还是在我进一步的探索中显现出来了！当时女儿在读三年级，下午我便按照班主任的指点带她来到服装班附近一所小学，找到一位副校长，当我说明来意时，他给出的条件是：入学可以，但要带孩子去大医院做一次全面的体检，理由是以防带来病毒。这条件未免有点苛刻，群体之间的歧视其表现方式就是认为他们是不干净的或担心有病的，如城市人看农村人，此处则是上海人看外地人。相较于副校长那平和表情下所掩饰的高人一等的自傲，我更是将抗议和不屑表面化：侧过脸斜睨着他用鄙夷的口气说：“从概率学原理讲超过百分之五的可能性你才能提这样的要求，如今是万分之一的机率都不到；从这个角度衡量你们上海人就不带孩子出门了？”说完拉起孩子的手就走。

从那所小学出来后，我的胸中仍回旋着由歧视引发的愤懑，是那种牵动了久远记忆的、当初由农村进入城市时的沉闷感觉，总是遇到相似情景就沉渣泛起，便在不知不觉间低着头，领着孩子漫无目的地沿着来时的路向南走。梅陇镇已接近上海南郊，我寻思着去郊外找一所农村学校试试看；孩子有点担心的问我：“妈妈，如果上不了学怎么办？”我只好安慰她：“就那么点儿课程，妈妈教你吧。”但还是想着最好找一所学校，因为我自己每周就需要上六天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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