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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亦服饰(为何要对景德镇这座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移民城市反复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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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由景德镇市软实力研究院策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世界·观出品的《景德气象：中国文化的一个面向》于近日出版面世，在10月8日至10月10日期间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该书的作者胡平以《为何对景德镇的反复书写？》为题进行了发言。胡平表示，如同景德镇具有中国文化的宿命性悲剧性，其重新焕发生机、吞吐活力，亦是今日中国文化能否再度在全球表现巨大张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景德气象：中国文化的一个面向》新书首发式暨研讨会现场。

远承1000年前中国宋代生活美学传统，近接100年前德国包豪斯现代艺术启蒙运动，景德镇是将科技与艺术、人性与自由、个体生活与文化产业、地方性传统城市与生态型知识社会做了完美嫁接的样板。在《景德气象：中国文化的一个面向》一书中，集中展示了“千年瓷都”景德镇从传统手工艺古镇，转型为现代化、国际化的文化创意新城的波澜壮阔。与此同时，人们同样需要思考：弘扬中国传统，如何做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什么样的文化形态，才是“活”的中国文化？什么样的“全球化”，才是不可逆转的全球化？

《景德气象：中国文化的一个面向》，胡平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版。

瓷与中国齐名，承载着

中国文化、生活方式等丰沛内涵

景德镇，是否算是座久违了书写的城市？活动中，胡平表示，说是“千年窑火”，一代代消逝了的工匠，却似葬在了一个无名的万人大冢里，万人冢上唯有天朝一个个皇帝的年号：景德、永乐、成化、康乾……及他们投射在瓷器上的皇权霸凌。直至五四运动风雷乍起的1920年，举国民媒蜂起，拥有30万人口的景德镇仍没有一份报纸。又由于儒家“重道轻器”的传统，文人墨客除了有诗词赞叹器皿之美、工艺之绝外，眼皮下多将陶瓷视为“君子不器”的工匠之作。古代虽有南宋蒋祈《陶记》，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清代唐英《陶冶图说》、蓝浦《景德镇陶录》等珍贵文献，当下书肆里关于景德镇的书籍，报刊网络上涉及陶瓷的文字，也近乎满坑满谷。却少见将其提升到文化、历史与社会层面来审视。

玉珀产品。《景德气象：中国文化的一个面向》内页插图。

在胡平看来，瓷与中国齐名，承载着中国文化、哲学、审美、生活方式等丰沛内涵。与妇孺皆知的“四大发明”比，具有全球无可争议性；在中国输出的所有原创器物中，具有唯一性。恰如丝绸是二千年中国历史的一张名片，茶叶是五百年中国历史的一张名片，瓷器则是一千年中国历史的一张名片。

胡平指出，景德镇，不仅被英国李约瑟博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一座工业城市”。它还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移民城市“深圳”。景德镇的青花瓷，渗透进近代欧洲社会生活精细化的过程。大批出现在普通人家的餐桌，替代了以往的银器、锡器、陶器或木器，最终为“全民餐具”，引发人类文明史上一场大规模餐饮方式的革命。至少在十六十七世纪，大半个地球成了一个青花瓷流动的世界。西方人认识中国瓷器，也是从青花瓷开始。青花瓷对西方文化产生的影响，远超越它被大英博物馆评为首款“全球化商品”的本身意义。

《景德气象：中国文化的一个面向》内页插图。

而另外一方面，胡平说，根据纪录片《世界陶瓷纪行》显示，1949年以后，欧洲长期占据着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高端瓷器市场份额，剩下的由日、韩、中国台湾占据，景德镇瓷器及其他国内瓷器，在国际市场所占份额，可以基本忽略不计。景德镇瓷器的命运，是近代中华民族命运的某种投射。中国的所有传统城镇中，景德镇最具有中国文化的宿命性、悲剧性。

但景德镇并非自此一蹶不振。胡平表示，自1995年起，景德镇的文化意识一日一日在觉醒。2006年开始，景德镇大街小巷，来自异乡的年轻面孔、洋面孔，逐年增多，他们被称为“景漂”。前几年一个较为普遍的数据是，镇上每年常住3万至4万“景漂”。2019年的相关报道中，景漂数量略有上升，达到每年5万左右，其中包括数千名季节性的外籍景漂，来自韩国、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俄罗斯、荷兰、土耳其等多个国家。胡平援引已常住7年的法国女艺术家凯米所说的话：“在景德镇，抓一把泥土，变成神话人物，再抓一把泥土，变成飞禽走兽，更能爆发我的灵感。这种灵感闪耀下的作品，拿到全球各个国家，不需要很多文字说明，懂得的人马上就懂了，不懂的大概永远也不会懂。”而这正是另一种“全球化”，与艺术与美并驾齐驱的全球化。

浮梁人口爆发式的增长，

显然与北人南迁、北匠南调有关

那么，如何理解景德镇的“移民”呢？在胡平看来，这里的“移民”分为移进和移出。胡平指出，刘新园先生《元代窑事小考（一）——兼致约翰·艾惕思博士》一文说：浙江虽像景德镇一样，境内有质量很好的瓷石矿，却长期用来造青瓷。至北宋后期，因受北方官窑影响，龙泉窑已变成一个烧造薄胎厚釉、通称 “梅子青”、“粉青”瓷器的窑场。虽美轮美奂，日本人曾为之倾国倾城，蒙古皇帝们却不好这一口，他们好的是景德镇瓷器的 “洁白不疵”。“至元庚寅，即蒙古大军灭宋后的第十一个年头，浮梁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却反而比南宋后期增加了五万五千余人，尽管宋、元战争可能没有元、明战争残酷，但在短短的十年、 一个没有现代医学的十年里，浮梁人口自然增长40%是不可能的。”此种爆发式的增长，显然与北人南迁、北匠南调，即元廷立意要“做大做强”景德镇有关。

湖田窑只是当年景德镇一个窑口，浮梁县的湘湖镇、寿安镇、南市街也有窑口，不但生产青白瓷，南市街还是当时青白瓷的销售市场。类似南市街窑，寿安的窑场，还可见东边的王家坞、柳家湾；西边的余家湾；南边的黄土岭、东寺坞；北边的徐家畈、西溪。“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人口达5万至8万。”（张赛和 江耀熙《探秘浮梁寿安南市街 》瓷都晚报2020年10月24日）罗伯特·芬雷的《青花瓷的故事》一书里，有一幅世界古地图，地图上的“南市街”，特地标注为产瓷区，却无“景德镇”标识，靠“南市街”最近的地名，为杭州。这意味着，当时南市街在欧洲已有很高的知名度。

向老师指导绘画。《景德气象：中国文化的一个面向》内页插图。

至今考古发现，景德镇宋时青白瓷，在上海、广东、河北、福建、江西、江苏、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河南、陕西、四川、吉林、辽宁、内蒙古等16个省、市、自治区，均有出土；朝鲜半岛、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巴基斯坦，甚至是非洲地区，都有青白瓷的遗存，在外销瓷中，青白瓷始终是一个主要的品种。可见夺得真宗皇帝年号、名扬天下的，其实正是湖田这40余万平方米、寿安（含南市街）这10平方公里的低山丘陵，河谷盆地。比起法国传教士殷弘绪眼里主要在城区的镇上——百万人口，每天消耗万担大米千头猪——早上700余年，这里已制瓷作坊，蜂聚蚁囤，瓷器铺店，栉次鳞比；车马帆船，川流不息；商贾拱手，杯来杯倾；挑夫落汗，干后又湿……是他们构成当年的景德镇，“景德镇窑在宋代与定窑同等驰名，就其生产规模与市场范围来看，则又远远超过定窑和其他窑厂，而成为宋王朝的无与伦比的头号瓷窑”（刘新园 ，《景德镇瓷窑遗址的调查与中国陶瓷史上的几个相关问题》，香港冯平山大学博物馆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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