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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的影响(从“以文御武”到“以武乱国”，看科举制的废除，对中国的影响)

科举,社会,政治科举制的影响(从“以文御武”到“以武乱国”，看科举制的废除，对中国的影响)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传统中国社会重文轻武，“以文御武”不仅是政府的政策，而且成为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兵”被隔离于“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之外，因此，传统中国并没有滋生近代军阀的土壤。

古代朝堂（剧照）

鸦片战争第一次通过军事较量的方式，向传统中国社会展示了西方近代文明所拥有的巨大威力。面对这种压力和示范效应，清末的有识之士开始着眼于军事改革，“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近代中国“尚武”发萌的先声。

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在内外交困的政治危机下，开始了拯救封建王朝的自改革，从而迈上了社会转型的防御型近代化道路。

由于这种转型是作为对外部刺激的一种回应手段，因此总是从本国的军事装备开始起步，进而带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变革。

1861年，恭亲王奕訢奏请用洋枪洋炮训练八旗卫军，认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此后，奕訢、李鸿章等一批洋务派人士，一方面向外国购买或自行设厂仿造洋枪洋炮，另一方面延聘洋教习训练军队。

经过35年的军事自强运动，到1895年甲午战败为止，全国约有三分之一的军队接受了近代新式的军事训练，在不同程度上采用洋枪洋炮装备。但这种在传统体制之内变革的思维模式，并不能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

清末新军装备

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役连遭惨败的结局，不仅强烈地震撼了士大夫的心灵，而且也从根本上扭转了晚清士风。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我国数千年之积弊，莫患于右文而轻武”，“国家之盛由于兵，强兵之道，由于国民尚武”。

于是，提出了“习洋操”、“购炮”、“兴海军”、“增兵铜”为内容的尚武主义。梁启超认为，在竞争剧烈之时代，尚武是一个国家文明能够存在的必要条件，

“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众民，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③

蒋方震也指出，今日中国为异族所欺凌，甚至毫无抵抗之力，处于劣势之境，最大原因就是秦汉以来的旧社会的文弱风气，那些武将家族，因不受重视，遂渐渐转文踏上仕途，所以导致，国家力量如此萎靡。

晚清军队

留日学生还对几千年来统治者所标榜的“文治”进行了有力抨击，认为：

“中国数千年之政体，专制政体也。历代英君雄主，恐民之起而抗己也，乃为种种防民之术。于是挟弩有禁，佩剑有禁，饰其词曰僵武修文，美其名曰重文轻武，务使人尽病夫，国无壮士，而心始甘焉。”

因此，“民质能尚武，则其国能强，强能存；民质不尚武，则其国弱，弱则亡。”中国是“亡于民质之不尚武也”。

晚清军队

这种反传统的观念，把“文治”与“专制政体”联系起来，要以“尚武”代替“尚文”，以军事主义摧毁传统政治。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和社会“尚武”观念的日趋强烈，使军队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凸显，军队不仅成为御侮的工具，而且也被看成社会稳定的依托和民族振兴的希望。

袁世凯奉命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建陆军，张之洞也在江南着手编练自强军，使清廷军队开始步入近代化的轨道。

《辛丑条约》的签订，更坚定了清朝实行新政的决心，1901年，清廷发布上谕，裁汰旧军、扩编新军，国家军事主义空前强化。

清政府在整军经武过程中，刻意提高军人的社会形象，以改变军人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对传统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

袁世凯的北洋军阀集团

在1909年11月颁布的文武官职对照表中，文武官秩开始发生变化，武官地位己明显优于文官，改变了官秩中重文轻武的传统。

过去道员（文职正四品）加兵备衔即与总兵（武职正二品）平行，而现在仅与管带（营长）齐平，而队官（连长）的品级竞同知县持平，副目（班长）则与县衙的巡检相当，最下级的列兵（下士）也有个“从九品”的头衔。

经济上的文武逆转更是明显，管带（营长）的收入大大超过知州而与知府相接近（管带的年收入为1200两，每月另有公费140两；知州的年收入为773两；知府的年收入为1531两），镇统（师长）的薪饷则超过按察使（镇统的年收入为4800两；按察使的年收入为3800两），而每位士兵月铜4两5钱，“视自由职业收入亦无逊色”，而“普通教书士人年获束修二三十金，似尚不如”新军士兵。

在袁世凯为新兵特别编制的《劝兵歌》就有“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晌来养兵。一年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体一般同”。可见军人的待遇之高。

北洋新军

随着“尚武”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军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文”“武”的社会秩序发生变化，预示着传统组织结构的崩溃即将到来，而科举制的废除无疑加速这种趋势。

1901年，清廷宣布停罢武科，此举使从军习武者摆脱了传统科举的羁绊，社会各阶层都获得了通过行伍入仕的机会，不必经过大约25年“迷宫般”的考试，就有步入仕宦之道的希望，军人一步迈到了政治的前沿。

1905年9月，清政府正式宣布废科举、兴学堂，从此切断了传统教育同做官发迹之间的纽带。清政府原拟用新式学堂替代科举制，建立社会流动晋身的渠道，但近代新学教育与传统的选官机制却难以楔合。

在新旧转型之际，社会既然已经断绝科举入仕之路，传统的官吏生成方式即只剩‘出将入相’一途。军人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似乎已成必然之势。

科举考试（网络配图）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士”处于“士农工商”之首，其领导地位的体制依托便是科举制。它既是维系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相互依存关系的纽带，也是维系社会各阶层对君主、儒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威效忠的基础。

科举制的废除，使绅士阶层失去了取得社会承认和尊崇的体制和符号，使其社会地位日益“边缘化”。这种“文”“武”关系的擅变，表明社会领导阶层已经转型，对未来社会政治变革的方向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科举制的废除，士阶层的衰落，在体制上成为传统的文人政治向动乱的军人政治转换的契机。传统的文人政治（科举制），是维持社会政治结构规范化、有序化的制度资源。

清末废除科举

以科举为核心的教育制度与精英选拔制度，既是维系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相互依存关系的纽带，也是维系社会各阶层对君主、儒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威效忠的基础。

许多学者都把“兵为将有”定为军阀政治的起点，事实上，在朝代更迭之际，总会出现“兵为将有”的人物，但最终建立的始终是文人政治，即使是历代农民起义也没有建立军人政权的。这里关键是体制上和思想上的制约。

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实现了兵为将有，但由于他们出身于士绅阶层，儒家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的权威体制束缚和制约着他们，使他们成为“中兴名将”，而不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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