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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牛一毛的故事(智慧、友爱、勇敢、善良……哪一个才是童话故事的价值基底?)
灰姑娘,故事,童话九牛一毛的故事(智慧、友爱、勇敢、善良……哪一个才是童话故事的价值基底?)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我们应当注意到的是,灰姑娘具备辨识不善者和与之周旋的智慧,同时也有能力辨识真正的善者并仍然拥有对它们敞开心扉、信任托付的能力——这是基于“善”之上的勇气。也就是说,经验、智慧、友爱、天真、勇敢和善良这些品质彼此间可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很可能是许多童话故事未曾言明却是实实在在赖以运行的内部逻辑。
与之相比,佩罗的无限制宽恕虽然颇具神性,但问题可能也暴露于此,这种宽恕太强调与生俱来,太机械也太训导味,不论是与生俱来还是训导,其背后都笼罩着一个母本、一个高于人类之上的神的影子(按基督教理念,万物皆能分得神性的灵光和善,其中,人又是神按照自己形象创造的代管世界者)。神权之外,落实到人间,则还要多添一层世俗权力的挤压,即美好优秀的道德品质被视为贵族的专属。
如果我们稍微留心一点,就能在作品的第一句中发现格林版的灰姑娘出身富人家庭(19世纪资产阶级地位上升的文学痕迹),而17世纪御用文人佩罗的女主人公则是贵绅的女儿。这种出身与人品的关联叙事在几百年前一点都不奇怪,德维尔纳芙夫人的《美女与野兽》版本里,就让美女因为自己的资产阶级出身而主动放弃与王子的婚姻,她的守护仙子与王子母亲激辩德行与出身何者更重,尽管仙子最后获得胜利,但读者也发现美女本来就是一位公主,不过是因避父亲仇敌追杀而成为了商人的养女。
这一关联叙事在21世纪亦不乏市场,前不久的热播网剧《梦华录》中就有类似表达,前一刻男主人公的部下将彼时尚未驯顺的女主贬斥为“刁妇”,后一刻听男主分析又说“难怪她的行事做派不像是平凡市井女子,原来竟是官宦出身”,而剧内对此未有异议。
于是,原本稳若磐石的善良叙事似乎稍稍露出了锈蚀的痕迹。
女性作者对笔下女性人物的善意
尽管我们已经陈述了民间童话里许多明写暗写的善良内核,但这座善良大厦确有短板,对此避而不谈是不合适的,而“性别与性”是其中最为显著、难以绕开的一处。
《嘘!格林童话,门后的秘密》,[美]玛丽亚·塔塔尔著,吕宇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2022年8月。
纯善仙女-恶毒魔女的对立设置自不必再多说,最近阅读《嘘!格林童话,门后的秘密》时,玛利亚·塔塔尔的一处提醒又将纸上铅字反复申述的内容激活,使我真切地感受到经典童话为生活中具体女性带来的最鲜活的尴尬和恶意。试想,为孩子读童话的母亲里大抵少不了“继母”吧,那么她们打开这些经典民间童话一字一句讲述继母们有多恶毒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这些继子继女在读了许多有继母登场的童话故事(而且这些故事中的继母无一例外都是邪恶的角色)后,若是在某个时候感到被自己的继母以某种方式伤害或侮辱,那么这些年轻的孩子就会拿童话故事里的继母比对自己的继母,然后对自己继母产生强烈厌恶情绪……弄不好就会搅乱全家人的安宁和幸福。”
一些原本不是问题的矛盾,可能在心理暗示的作用下,就人为地累积成了真正的麻烦。
塔塔尔同样指出了经典民间童话集的男性作者们“为同性讳”的倾向,父亲在所有伤害中隐身,包括对女儿的爱欲总是被用谨小慎微的方式透露,而对继母的恶行书写却完全不加掩饰,作者毫不吝啬地将各种负面词汇加诸其身,仿佛她们天性恶毒。
在《驴皮公主》里,父亲的乱伦爱欲被解释为由于失去妻子过分悲伤而导致的一时昏乱。这让我想起十年前一部以职场性骚扰为主题的国产电视剧《女人的武器》,最后一集时忽地以心理医生的名义将男主角的骚扰行径归因为“爱情妄想症”——妄想所有女性都青睐自己的心理痼疾;更早一些的《女人不再沉默》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虽然没有明说,但在问题归因上都有这方面的暧昧倾向,即男主角都被剧本或表演诠释为“精神变态”型人物,这就使得原本探讨的严肃的公共议题逃遁为一种偶发性的、难以自主控制的个人疾病,仿佛只有精神病患才会有此种行为,于是,相关反暴力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就被规避、消解了。凡此种种,足可见“经典”性别叙事之强大与社会直面性暴力之艰难。
在玛丽安·考克斯对灰姑娘型故事的收集与分析中,有130则故事的女主人公是被继母与姊妹虐待,96则故事则写到父亲爱欲的胡搅蛮缠。这个数字差别比很多人预想的小得多,但我们记住更多的仍然是来自女性的嫉妒与互相伤害——这也是相当不公的一笔夸张,生活中许多嫉妒心理并不会必然导致违法犯罪行为,但童话里女性的嫉妒却一定会生成恶行;与男性嫉妒恶行往往靠致命一击了事不同的是,女性恶行会被延长其折磨的时间、聚焦细节和恐怖的氛围,让人久久难忘。
我无意在这篇文章里再借精神分析视角展开批评民间童话里的性别叙事,这确实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我宁愿再花最后一点时间讲讲在对抗根深蒂固的文体传统时,那些不走后现代解构路线(此类书写颠覆意识较为自觉和显著,有机会大可专文解析)的女作家们在有意无意之间展现出来的对女性的善意,这本身也是对民间童话深信不疑的女性嫉妒互害印象的反击。
《灰姑娘》实拍图。
就在这部马西娅·布朗重述的绘本《灰姑娘》里,我注意到,布朗虽然在文字部分保留了佩罗对继母的设定,却在画面里作了变动。最显著之处是继母形象从头到尾都没有在画面里出现过,这就导致读完整个故事后我们对恶毒继母的印象模糊浅淡很多,而漫画风格的诙谐性也让两个姐姐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柔化了。
布朗似乎意图让读者形成这两个姑娘本性不坏、只是三观尚未成型前跟着母亲胡来的印象。她们更像是两个同理心未建立的没心没肺的孩子,直到灰姑娘最后圣光普照地原谅她们的一刻,她们终于灵台清明地顿悟和成人了,有了区别于母亲的自我意识。
同样,考察中国民间童话的整理和重述史会发现,女作家创作的故事确实更常对女性人物带着与传统脚本中不同的显著善意。这其中的早期代表是葛翠琳,在她对《少女与蛇郞》的重述里,坏继母不是传统脚本中毫无来由的坏,或出于对同性美貌的嫉妒。
文本声称她是“为亲女儿能过上好日子”,这就相对淡化了传统脚本偏爱聚焦或有意强调的女性内部的恶意和斗争,减轻了女性不得不为靠近男权社会制定的虚无的“模范”女性形象标准而争相自我性客体化的暗示力,将性别的压力部分转换成了财产和经济的压力;《雪梨树》里香姑寻夫是直接遭遇了变心的男主人公,不再是公主出面以诡计阻碍“原配”见面,香姑的坏姐姐们也远不像灰姑娘的两个姐姐般刻薄,她们为了女主角的安全还主动提出把自己得到的财宝分一半给妹妹。
《中国故事》,一苇/著,萧翱子/绘,千寻Neverend | 晨光出版社,2021年5月。
又如前些年结集出版的一苇的《中国故事》。“青蛙儿子”的传统脚本开篇就写了母亲的衰老脆弱,她担忧儿子因贫穷找不到媳妇,叹气哭泣显示了其于问题解决上的无力,而一苇的版本则淡化了母亲的脆弱哀苦;在《云中落绣鞋》的故事后记中,作者写道:“我不喜欢水晶鞋,即使在童话里也不喜欢。我不能想象有朝一日我要穿上水晶鞋子跳舞,视觉绚丽悦目,脚下坚硬冰凉……我爱绣花鞋,布质的柔软温暖,绣娘名匠刺绣的梅花……人都想要找到合脚的那双鞋子,爱情、婚姻都如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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