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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朱可夫红场阅兵后,瞟了一眼身边的斯大林,他把手放下了)
斯大林,朱可夫,苏联斯大林(朱可夫红场阅兵后,瞟了一眼身边的斯大林,他把手放下了)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这场阅兵式的顺利进行使得苏军士气大震,仅过去一个月,苏军就开始进入了反攻阶段。
1942年11月,正好一年过去,朱可夫策划发动了在斯大林格勒的反攻。那是一场包围战,他的作战策略十分成功,30万名德国士兵被困在城市中,绝望地等待失败的到来。
1943年7月,承载了纳粹德国莫大希望的库尔斯克坦克大战,也以德军的全面失败告终。苏军消灭了德军最后的装甲后备力量,此后的纳粹德国再无力发动坦克闪击战。
1944年6月,苏军发动解放白俄罗斯的“巴格拉季昂行动”。这场行动由朱可夫负责进行协调。很快朱可夫的军队横扫波兰,进入了东普鲁士,将柏林置于打击范围内。
1945年4月,朱可夫向柏林发起总攻。4月底,以苏军8万士兵的生命为代价,柏林最终被苏军攻陷,希特勒自杀,留下了一群手足无措的德军高级将领。
5月9日,朱可夫代表苏联接受了德国的无条件投降。
6月,时隔4年再一次举行红场阅兵,斯大林让朱可夫代替自己对苏军进行检阅。
其中由两百名士兵组成的一个特殊方阵倒持纳粹德国的军旗,在接受检阅过后纷纷将之扔向列宁同志的墓前。这一幕令人扬眉吐气,振奋不已。
45年胜利日阅兵后,朱可夫的声望和荣誉达到了顶峰。
此时他也极难想到,仅仅时隔一年,他的人生际遇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朱可夫的忠诚与斯大林的猜忌斯大林与朱可夫是一对极为典型的领袖与将领:他们个性都极为鲜明,出身也都是农民,在该果决时都甚至显得有些残忍。他们都有着共同的语言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对待斯大林,朱可夫的忠诚是不言自明的。
在后苏联时代各种版本的朱可夫回忆录之中,朱可夫对斯大林的维护相当明显,而且态度一以贯之。
而斯大林作为一名领袖,他对将领的偏爱最好是令人无法揣度的,因而我们很难从他那里得知他对朱可夫的真正态度,只知道他对专业人士的态度是敬佩的,他愿意虚心向他们学习。
从目前公开的资料来看,斯大林对待朱可夫不似一般高级将领,或许是因为他的态度直率而不像其他人那般谄媚逢迎。
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期间,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朱可夫的次数多达一百二十多次。朱可夫奋战在前线,因而这个次数几乎可以算得上是十分频繁了。
一开始仗打得并不顺利,最初苏联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胜利。在作战最激烈的时候,斯大林甚至打电话给朱可夫:“您以一个党员的身份告诉我,这场仗能取得胜利吗?”朱可夫十分坚定地回答:“能”。
这足以充分说明了斯大林对朱可夫的信任。而朱可夫也用接下来的行动,对他的回答执行得十分彻底。
朱可夫迷醉于斯大林的个人魅力,与许多人一样,认为斯大林不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的朴素方式,赢得了人心。
他清晰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以及天生擅于分析的思维,眼界的开阔以及非凡的记忆力,令他的话语趋于无拘无束,使得有名望的人以及老手在他面前都要全神贯注地倾听。
因而朱可夫不仅是苏联的将军,更是斯大林的将军。他对斯大林的忠诚毋庸置疑。
但斯大林对待朱可夫是否也有着相同的敬重呢?
很明显,作为怀揣着至高共产主义理想的两位党员,心中怀有的爱国之情和“苏维埃”精神方面是绝对一致的,这支撑着他们成为亲密无间的战友。
朱可夫在军事上的专业度,对战术的精准把握和对作战时机的敏锐度是毋庸置疑的。但朱可夫的个性缺陷也极为明显。他粗鄙、自傲,喜欢自我吹嘘,言语也过分直率。
在战争年代,这种性格或许是制敌利器,但在和平年代则显得尤为不合群。
1945年胜利日阅兵后,朱可夫的声望达到巅峰,这使得斯大林和朱可夫这对战友产生了一些嫌隙:原本斯大林就对这种过于有主见的人不太放心,哪怕他们处处显示出对他的忠诚。
而战后苏军军队高层权限过大,也使得朱可夫的处境不太乐观。这部分的猜忌指向了朱可夫所代表的军方。
1946年3月,朱可夫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兼陆军总司令。正当朱可夫一心认为他将会出任国防部长时,一纸调任书将他外放到敖德萨军区,担任军区司令。
斯大林的举动不仅是诠释了自古以来一个不变的道理:对于自诩君王者而言,狡兔死,走狗即当烹,还有一层杀鸡儆猴的意味:即便是朱可夫这样的功勋卓著的忠诚将领,只要不够老实本分,照样有可能被调往偏远的军区。
三、“战神”朱可夫的浮沉外放敖德萨军区这件事令朱可夫十分痛苦。
朱可夫的女儿叶拉提到,朱可夫在家里从来不流露在外的情绪,只有被贬职这件事令他每每回忆,都要沉默不已。
后来他下定决心,从被外放贬职的痛苦中走出时,他这样对苏联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说:
“我一定要保持自我。我知道他们在等着我认输,以为我在军区司令的位置上一天也待不下去。我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当然,名声就是这么回事。它同时也是把双刃剑,有时会伤到你自己。经过这次打击,我竭力保持曾经的我。从中我看到了自己内心的救赎。”
然而从1947年开始,朱可夫的陷入了更大的麻烦之中:他被开除出了苏共中央。
之后,他就开始提心吊胆被逮捕,后来经过调查,发现在朱可夫家里还藏有一系列他在战争时期攫取的战利品,包括70件黄金珠宝、740件银器、50幅小地毯、60幅画、3700米丝绸,以及320件皮草。这使他陷入了更大的麻烦之中,尽管他辩解这是其他人送的礼物,或是自己用钱买的。
这不能令他被开除党籍,但他必须把这些非法所得都进行上交。
1948年,朱可夫再次遭到降职,被调往总部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乌拉尔军区担任司令。他的功勋和战绩在当年被抹去。卫国战争史里将他除了名,胜利日纪念绘画中也失去了他的身影。
然而1949年,朱可夫就已经有了复出的迹象。他的名字又出现在了《真理报》上。次年,朱可夫再次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1952年10月,朱可夫作为代表出席了苏共十九大,并恢复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资格。
朱可夫原本以为斯大林会让他担任国防部长的重任,毕竟在将他外放之前,他就被授予了国防副部长的职位,但显然没有。斯大林仅仅只是恢复了他在苏共中央的候补席位。
直到斯大林去世之后,朱可夫才在苏联政坛上重回巅峰,甚至更甚以往。
朱可夫后期的命运,与苏联的政权联系十分紧密。他的浮沉反应了苏联政局的波云诡谲,也反应了强如“战神”朱可夫,其命运在时代的洪流之中依然是不可控的。
或许加诸于他个人身上的命运,就如阅兵式那天沿着帽檐流下的雨水,想拂却不敢拂去。唯有雨中的那位领袖,才能任风吹雨欺,仍如雕塑般屹立不倒吧。
参考资料《回忆与思考·朱可夫元帅回忆录》,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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