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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古文运动(唐代古文运动发展的契机与注疏方法的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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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中唐的古文运动，指的是发生于贞元至元庆年间（公元785-824）的文学改革运动，既被称为"运动"，它的规模也可以说是一种"风潮"，影响的层面必然是又大又广的。
虽然打着"改革文学形式"的旗帜，但文学形式与内容其实是密不可分的，若受了形式的束缚，体尽排偶、语尽雕刻，内容（即作者的精神）便不能自由的伸展，文学的教化功能与实用性自然就降低了。
面对中唐以后国势逐渐衰弱，读书人自盛唐的诗歌里醒来，欲藉古文运动的揭竿，重倡先秦两汉先王圣人之道来救世，所以需要改革的便不只是形式、也包含了内容。
韩愈画像
中唐古文运动的发生，实际上并非一场针对"文章"撰写而启的"文学运动"。主要乃是源自韩愈、柳宗元等文人士子，在仕宦生涯中对当时朝政的不满、希望重振儒术、并改革文风的双重呼吁中推动起来的。韩、柳诸人首先意图"重振"与"改革"者，还是当时朝廷上下的"政风"、其次才是有碍宣扬儒术的"文风"。
这场重振、改革"政风"与"文风"的运动，不是单一因素所造成，也非单一诉求文体的改革，针对时代的需要、文学发展必然趋势，本文着重从这两个角度着手探讨古文运动发生的原因，借此联系"孟子"在壮大的古文运动队伍中所扮演的角色。
李世民雕像
唐代政治社会的开明与衰败隋朝结束魏晋南北朝近三百年政治分裂的局面，其一统天下的规制多为唐朝所继承，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即皇帝位，定都长安，建立唐朝，次子李世民继位为唐太宗，是为贞观盛世。
唐代国祚近三百年（公元618-907），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文学、艺术、华夏关系等成绩辉煌，唐代宗的"贞观之治"、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可以说是中国政治史上最辉煌的成就。唐代前期国力鼎盛，统治者有为开明，加上科举制度的确立，有助于儒学发展，实现经学统一，因而唐代前期呈现万业繁荣、河清海晏的景象。
唐代后期，由于经学统一的影响，不但使"明经科"偏重儒家经典注疏的背诵，使儒学的文化与精神成了没有生命的文字，加上"温卷"的陋习，使公正公开的取士制度出现漏洞，国家的执行力因此受到阻碍、妨碍国家发展。
儒释道的消融在隋、唐二代最显剧烈。随着统治者的提倡与民间信仰的力量来看，释、道的发展，亦是唐代是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三家互相交流下，哲学思想的因素便丰富了起来。佛教与道教，对于心性论的重视，使儒家孟子心性说有了出场了机会，孟子的崛起，不能不说是应时代思潮而起的。
儒释道
此外，唐代节度使的设立，本是为了管理边疆部族而设的单位，但他们远离了中央的控制在边界自成势力，加上唐玄宗后期施政上的问题，给了安禄山和史思明有了起来作乱的机会。学术界普遍将"安史之乱"视为唐代学术思想的分水岭，世人从各个方面检讨安史之乱的原因、思考救世的方法。
注疏方法的僵化"孔子作经以教万世之旨，始可以言经学"，孔子之前没有经名，整理、研究经典的工作，自孔子删定六经开始，皮锡瑞先生称之为"经学开辟时代"，开启浩繁的经学研究。
孔子
汉武帝时立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各以师法传授，弟子衍其师，成一家之言，圣贤之言衷一，非能臆说，经所以明也。后鲁恭王的孔壁古文，至刘歆始置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今古文之别便非唯文字之异，而解说亦异。
今文经多重微言大义，古文经则重章句训诂，后有经学大家──郑玄（127-200年），他以古文经为主，兼采今文经之长，遍注群经，破除今、古文经的家法，初步融合今、古文经学，对经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乃汉代集经学的集大成者，世称"郑学"。
郑玄
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到政局的影响，学术上呈现南、北学之别，南学玄虚，北学质朴，但基本上都继承了汉学传统，并且受到了僧人讲解佛经的影响，故解经形式与用语亦模仿研究佛典的体例，是为"义疏"，兼释经文与传注，然"疏不破注"的原则，对于世人的诠释稍有侷限，但诠释的态度上却大有进步，泷熊之助先生说：
《论语集解》与前此经书之诠释，趋向不同，前此之注释，原为古文则专于古文；原为今文则无专于今文，皆墨守一家之说，何晏打破此种家法，折衷诸家之说，做稳健妥当之注释。真正注释之态度可谓自何晏始。
《论语集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泯息了汉代今古文家法的限制，呈现出"博采群言"、"综合兼治"的特色，这有助于隋代南、北学会通的发展。
国家一旦实现统一的大愿，便会开始思索如何能长治久安，除了政治上的统一，思想上的一统也是长治久安的要素之一，初唐兴儒的目的可以说是非常政治的，上位者既以儒学作为一种统治的手段，便不能不注意统一传播工具的重要性，陆德明（约550-630年）的《经典释文》即是"唐代经学统一的先驱"。学界对于《经典释文》的研究，多偏于音韵训诂范畴，在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指出经典：
其后引孔夫子"正名"之语，说明立书主旨乃从音韵学的角度诠释经典，除《孟子》尚无收入，已具备十三经的雏形，值得注意的是《经典释文》纳《庄子》、《老子》二书，显然是受六朝玄学风气的影响而列于其中，这是"南学的倾向"的证据，《经典释文》的形式富有北学精神，内容上则具南学风采，呈现南北学交融、经学重整的时代特色，相对于汉代经学的极盛，隋唐经学已加入了其他思想，丰富了后代经学讨论的素材。
《经典释文》虽由私人整理，而且成书初期不受重视，但其保留了前代的研究成果，并且整理了魏晋南北分裂已降语音紊乱的问题，在经学史上有承先启后的作用，确实可以视为唐代经学统一的先驱。由《旧唐书‧卷一九六》载：
可知《经典释文》受到唐太宗（598-649年）的赏识，《孝经》、《论语》、《尔雅》加入官方经典的契机由此而发，对《老》、《庄》的重视亦启发了宋明理学。
太宗不但赞赏《经典释文》的成就，更发动由官方统一经典的工作，欲使学术的传播更富权威性，《旧唐书‧儒林传上》中提到：
唐初建立弘文馆、办国子学、提高孔子的地位、招纳天下名儒，在国学讲论的过程中，如何解决魏晋已降南北分裂所造成"儒学多门，章句繁杂"的问题，便是复兴儒学的首要工作，否则难免事倍功半。太宗于贞观四年（公元630）诏颜师古（581-645年）考订五经文字，多所厘正，又贞观七年令孔颖达（574-648年）撰《五经正义》，经学经义至此乃订为一尊，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三月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科举考试自此有了统一的定本。
孔颖达墓
《五经正义》的编纂，所选注本以全国通行者为主，基本参照陆德明的作法，《易》主王弼、韩康伯注，《尚书》主孔安国传，《诗》主毛亨传、郑玄笺，《礼记》主郑玄注，《春秋左传》主杜预注，《五经正义》对汉代以后的经学分立做了总结，使唐初的经学呈现高度的统一，有助于儒学地位的提升，并且对于封建制度的巩固起了相当的作用，相对的，也使经书的疏解呈现"僵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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