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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节(青年节里谈中国（深度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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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供稿：团中央学校部新媒体工作组 执笔人：徐川

在五四青年节，我们一起谈中国。

最近的几年，我们的视野里突然多了一些概念，比如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自信等等，而中国文化和中国故事更是随处闪耀。

为什么？ 为什么要强调中国这个定语？

另外，普世价值这个在过去略显中性的词汇现在也被重新审视，我们不再说普世。

为什么？普世究竟怎么了？

道理很简单，普世就是普适，普适就是通用，通用就意味着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么问题来了，通用的标准谁来制定？评判的依据谁来掌握？放之四海的责任谁来推波助澜？

答案很明显，谁的话语体系，谁来决定标准；谁制造的概念，谁来确定内涵；谁建构的体系，谁有动机推广到全世界。

问题的关键在于，使用谁的话语体系，就要匹配谁的标准，就要受谁的制约。而在话语体系的融入和模仿照搬的问题上，我们吃过亏，上过当，走过弯路，交过学费。

先讲三个故事，也许看起来跟主题并不相干。

第一个故事，说说《读者》和《读者文摘》的纠纷问题。《读者》杂志我们都无比熟悉，它创造了中国杂志的很多记录，稳居中国期刊排名第一，亚洲期刊排名第一，世界综合性期刊排名第三，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读者》，被誉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中国期刊第一品牌”。

但是它创刊时的名字并不叫《读者》，而叫《读者文摘》，就是这个名字引发了一场风波。1982年初，美国一本杂志Reader's Digest（译为《读者文摘》）致函杂志社，指出中国版的《读者文摘》是不正当的，要求中国版的《读者文摘》道歉并改名，中美两家杂志社的版权之争从此开始。到了1992年，争论再次升级，美国《读者文摘》再次委托律师致函中国《读者文摘》，要求停止使用中文商标《读者文摘》。最后，这个长达十几年的纠纷，以中国版的《读者文摘》让步和妥协而告终，1993年3月号《读者文摘》刊登征名启事，1993年7月号《读者文摘》正式改名为《读者》。

第二个故事，谈谈语法。我们从小就学语法，但是很多人都有误解，以为中国的语法应该就像中国的文字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一枝独秀，称霸全球。其实，我们的语法研究比西方晚很多年，只是个新兵，不过百年历史，而英语和印欧语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语法”这个词当然也不是我们的本地货。我们就是仿照西方的语法来建立我们的语法体系的，但是模仿也带来了问题。清末国语运动后，马建忠、黎锦熙、高名凯、王力、张志公等学者仿造西方语法开创语法研究的学问，1898年马建忠参照拉丁语法体系，在《马氏文通》一书中创造了一套汉语的语法体系，这是中国语法学的发端。然而，汉语并不同于西方语言，我们的名词没有宾格主格的变化，也没有性和数的区别，动词不分人称，也没有时态，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这一不同于欧洲语言的特点，使得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汉语被很多语言学家认为没有语法，也没有词类。直到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威尔•杜兰在《文明的故事》第一卷《东方的遗产》一书中仍然认为汉语没有语法和词类。

第三个故事，说说“封建”。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对“封建”的定义存在着严重的误解。我们自己的历史上就有“封建”，但是并不是西方社会的“封建”或者马克思的“封建”。战国以前，西周、春秋就是封建制，所谓“封建”就是“封土建侯”或者“封邦建国”，天子将土地分封给各路诸侯进行管理，诸侯的土地叫封地，诸侯在自己的封地上有治理权，诸侯再分给大夫，以此类推，逐层分封，形成众星拱月式的国家治理结构。“封建”社会由大秦帝国终结，秦和秦以后实行的是郡县制，从此“百代皆行秦政治”。而马克思所定义的封建社会，指的则是以地主阶级剥削农民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形态，跟我们自己的封建不是一个概念。问题是很多马克思的忠实粉丝严格落实马克思的历史观点，比如马克思说社会形态是线性发展的，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是共产主义社会。很多人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之后，认为中国历史就必须按方抓药，所以秦朝之后必须是封建社会。这就好比先做成一个模子，不管你合适不合适，硬套进去。于是中国就有了“封建社会”之学说。套进去后，发现西方的模子不合适中国，因为秦朝根本不实行分封制，于是又赋予了封建社会新的定义，提出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

故事讲完了，再看开篇的问题。

三个故事角度不尽相同，有版权的纠纷，有定义的问题，有概念的偏差，但背后的道理是相通的也是易懂的，就是当别人建立了一个体系在那里，你要想融入，就必须改变，变成别人可以接受的模样，或者别人希望你变成的模样，否则，你就是有问题的。

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你使用别人的话语体系，只要你使用别人的标准，也就意味着要使用别人的词语，别人的定义和别人的概念，别人也就同时拥有了肆意指摘和评头论足的权利。秦始皇为什么要车同轨，书同文？就是为了建立统一的标准。如果说硬件技术的统一标准是为了对接的便利和融合的进程，那么本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如果也强求统一，那就将陷入无休无止的争吵和批判。而且，当你使用别人的标准来映照自己的时候，突然会发现自己很多的不适应甚至不正确，于是，对自身的怀疑和自我否定也就随之而来。

比如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很多年，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武林中还是没有名号，西方还是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或许等到中国成了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时候，才有资格重新定义市场经济）。同理，用别人的体系和坐标来映照，中国的语言是有缺陷的，你看这么多东西用“语法”都解释不了，汉语根本就不符合语法，竟然没有单数复数和主格宾格，那汉语必须要改；中国的社会制度也是有问题的，你看中国的“封建”都不符合封建社会的定义，你说这个国家有多奇葩，连个标准意义上的封建社会都有问题；中国的社会治理当然也是有问题的，你们竟然有城管，你们的民主竟然不是一人一票？中国肯定也不算是民主国家，因为按照西方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的标准，必须完全具备“选举产生官员、自由定期选举、言论自由、多种信息来源、独立社团和公民参与”的六大要素才能叫民主国家，你成功了也不行，你国家治理的再好也不算，别的国家无论南斯拉夫、东欧、苏联、第三世界，只要具备六要素即使崩溃了也是好国家；中国的医学当然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你们不符合西医标准，你们竟然靠刮痧，竟然用针灸，竟然讲脉络，竟然练气功？在别人的手电筒照射之下，你经常是被批判的，这是不合理的，那是不合法的，这些又是不合情的，你们这样不是自由，你们这样不是民主，你们这样是侵害人权，你们必须要改。问题还不止于此，别人还拥有话语和体系的解释权，就是别人可以修改，可以偷换概念，偷梁换柱，可以指鹿为马，指桑骂槐，可以双重标准，可以双重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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