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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园诗话古诗(唐诗春晓古诗)
诗话,性灵,诗才随园诗话古诗(唐诗春晓古诗)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二、个性论。《诗话》又认为诗人创作需有个性，所谓“作诗，不可以无我”，认为“有人无我，是傀儡也”。突出“我”即是强调诗人特有的秉性、气质、审美能力等因素在创作中的作用。因为有“我”，故在艺术构思时则要求有独创精神，所谓“精心独运，自出新裁”，才能独抒性灵，“出新意，去陈言”，写出迥不犹人的佳作。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个性，亦自然形成不同的风格，《诗话》主张风格的多样化，“诗如天生花卉，春兰秋菊，各有一时之秀……无所为第一、第二也”。因此对王士祯的神韵诗既不推崇，亦不贬斥，指出“不过诗中一格耳”，“诗不必首首如是，亦不可不知此种境界”。《诗话》又着重批判了从明七子到沈德潜的拟古“格调说”及宋诗派末流：“明七子论诗，蔽于古而不知今，有拘虚皮傅之见”，“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之外”，“故意走宋人冷径，谓之乞儿搬家”。
三、诗才论。“性灵”既指性情又包括“笔性灵”的含义，表现为才思敏捷。《诗话》认为，“诗文之道，全关天分，聪颖之人，一指便悟”。袁枚主诗才、天分，但并不废弃学问，故指出“凡多读书为诗家要事，所以必须胸有万卷者”。只是目的不在以书卷代替灵性，而是“欲其助我神气耳”，为此袁枚反对翁方纲“误把抄书当作诗”，批评“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基于主诗才与灵性，《诗话》颇重视性灵者创作构思时所产生的“灵机”“兴会”这一灵感现象，并推崇“天籁最妙”即艺术表现的自然天成、毫不雕琢，为此尤其赞赏“劳人思妇，静狡童矢口而成”式的歌谣。但袁枚又不反对人功，特别文人诗“人功未极，则天籁亦无因而至；虽云天籁，亦须从人力求之”，所谓“百炼刚化为绕指柔也”。此论颇有艺术辩证法。对于诗歌艺术形象则主张有“生气”或“生趣”，即灵活、生动而感人，因为“诗无生趣，如木马泥龙，徒增人厌”。欲有“生气”、“生趣”，则语言需生动传神，“总须字立纸上，不可字卧纸上”；表现手法以白描为主，“一味白描神活现”，反对“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以免扼杀诗之生气、生趣。但倘若用典而“无填砌痕”又“贴切”，则也不一概排斥。
《诗话》虽有“集思广益”等优点，但当时有人訾其“《诗话》收取太滥”亦不无道理。原因是袁枚有时并未严格执行其选诗标准。他曾承认选诗“七病”之一——“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请”——“余作《诗话》，亦不能免”，因此《诗话》中无聊应酬之作并不罕见。而入选的某些“情诗”感情也不健康，失之于卑靡轻佻，如所选录的其从弟香亭的“情诗”即是。记事部分偶有象“两雄相悦”一类丑闻，而作者对此抱欣赏态度。此外，袁枚还十分相信所谓“诗谶”，选录了多首，宣扬迷信唯心的思想。《诗话》引用古诗文多不注明出处，引文亦时有谬误而未曾校订。这都是《诗话》的缺陷。但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坊刻诗话后》等文中攻击《随园诗话》“论诗全失宗旨”，“造然饰事，陷误少年，蛊惑闺壶，自知罪不容诛，而曲引古说，文其奸邪”，“乃名教罪人”等等则纯系封建卫道士口吻，当然不足为训。
《随园诗话》作者是谁？
《随园诗话》是一部诗歌评论集。作者 袁枚（1716~1798年），钱塘（浙江杭州） 人，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称随园老人。 清代著名诗文家、诗论家。该书共16卷，补 遗10卷，书中记述了许多文坛掌故、文人逸 事及亲友作品，其间议论风生，不乏真知 灼见和独到的美学思想。作者不赞同沈德潜 的“格调说”，推举“性灵”、“性情”之 说。书中论诗重“真”、“活”、“新”， 讲求写真性情，认为“凡诗之作者，都是 性灵，不关堆垛”，所以“作诗不可以无 我”。该书强调诗人作诗风格的多样化，反 对食古不化。《随园诗话》较多地记述了 封建士人低级庸俗的艳事，以至于章学诚 评道：“春风花树多风蝶，都是随园虫变 成。”但是，它仍然不失为继叶燮《原诗》 之后清代最富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随园诗话》作者是谁？
《随园诗话》作者袁枚(1716-1797年)，字子才，号简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袁枚幼年家境贫困，但他聪颖好学。乾隆四年中进士，人翰林院。乾隆七年之后做过深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的知县。乾隆十三年辞官，定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市），在小仓山筑随园，从此不再出仕，从事诗文著述，世称随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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