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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大学英语3课后题翻译 新视野大学英语3课后题答案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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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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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燕春在酒店指导无障碍设施改造。受访者供图

3月14日，冬残奥会闭幕后，徐燕春看到媒体报道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充分肯定北辰洲际酒店的无障碍设施，还专门赠送了两支冬残奥会火炬。她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这家酒店的无障碍设施改造是她全程参与的。

作为“挑刺”的人，徐燕春坐着轮椅穿梭在冬残奥会相关场馆、酒店和街巷间，已经三年。

二十几年前，她因脊髓损伤成为轮椅一族。2019年，三年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项行动在北京启动，徐燕春受残联委托开始上街摸排数据。2020年，她被北京奥组委选中，与其他九人组成冬奥会无障碍监督员队伍，指导场馆的无障碍改造。十人之中有八人需要坐轮椅出行，还有一人是视障，一人是听障，每个人的受伤史超过十年。跨越命运的沟壑后，他们开始为众人修路。

徐燕春说，无障碍事业对她意义重大，“正是因为城市的无障碍改造，我才得以顺利出行。而我自己也参与到这项工作之中了，助人又助己，它让我证明了自身的存在价值。”

坐着轮椅一天跑40公里

根据《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无障碍指南》，以鸟巢、冰立方为代表的奥运场馆需要进行深度无障碍改造。与2008年相比，坡道、卫生间、电梯等多项细节需要重新打磨。场馆之外，多家奥运签约酒店要改造几十间无障碍房间。而在城市街头，北京市的朝阳、东城、西城、海淀和延庆，五个区的街巷、医院、地铁站和文旅设施点，都需要扫除出行障碍。

监督员徐燕春和杜鹏说，他们轮椅一族是最累的，“不是简单的累了，而是超负荷运转。”过去三年，他们白天分头摸排，晚上开例会，寒暑无休。针对摸排结果，他们要给出施工方案，出报告书。排查、记录、设计、沟通……这样的流程重复过上千次。杜鹏估算，他为此交过上千份报告。

3月8日，徐燕春(图右)和杜鹏(图左)在奥林匹克公园巡查。新京报实习生 雷欣谣 摄

这期间，徐燕春一天最远能跑40公里。她坐着一辆运动轮椅，车头挂着电池，手把控制速度。有一次，她从北三环出发，绕到北五环的林萃桥，又跑到北六环的天通苑北。她走过二十几个地铁站，每个站点的出口都需要考察。

徐燕春今年48岁，梳着一头干练的短发，刚刚染了褐色，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1998年，她因病导致脊髓损伤，开始坐轮椅出行。怕寻找无障碍卫生间耽误时间，她极少喝水。

考察的第一个重点是大大小小的坡道。有些建筑里的坡道年头久远，在修建初期，设计者没有无障碍方面的考量，留下直上直下的陡坡。根据国内最新标准，在出入口，轮椅坡道的通行净宽度不应小于1.2米。为了安全起见，纵向坡度(垂直高度与水平长度的比例)不应大于1:12。为了吃透这些术语，徐燕春和同事从2018年开始参加无障碍研修营和系列论坛，花了一年时间积累专业知识。

2020年，与冬奥组委签约的数家酒店进入改造阶段。这些酒店现有的房间并不完全适用无障碍标准，急需反馈和指导。合作最密切的北辰洲际酒店位于北四环外，整改了一年多，徐燕春和杜鹏到现场去了将近20次。为了方便沟通，现场的施工师傅还加了徐燕春和杜鹏的微信，对方一有问题，就拍视频过来，或者一个电话拨过来。

根据标准，无障碍卫生间里应设坐便器，两侧应设安全抓杆，轮椅接近坐便器一侧应设水平抓杆，另一侧应当安装L形抓杆。L形抓杆的垂直部分要放在坐便器前端。

在验收安装成果的时候，徐燕春和杜鹏时常发现，L形抓杆被装反了，垂直的部分总是被放在坐便器后端。这样一来，当坐便器的使用者想要借助抓杆的力量站起来时，常常找不着发力点。有些扶手在安装完毕后还会松动摇晃。徐燕春叮嘱现场的施工人员一定要亲自坐到扶手上，用身体的重量往下压，看看扶手是否晃动。如果在未来的使用过程中，螺丝掉了，则很可能导致残障朋友的二次受伤。

此外，对于无障碍卫生间来说，距离和高度也十分重要。洗手池前端距离地面的高度不应大于800毫米、镜子的高度距离洗手池台面不应小于100毫米、取纸器应设在坐便器的侧前方，高度为500-600毫米……徐燕春和杜鹏各自有一套纸质的无障碍指南，对于如何修建一间无障碍卫生间，上面规定得详细，需要他们亲自开着轮椅去体验每一个使用环节。

杜鹏回忆，最忙碌的时候，他和同事需要在两天内体验完40家酒店的无障碍改造成果。他们慢慢地摇着轮椅，把关每一处改造的点位，有任何不适的感受，都需要告知设计方，并撰写文字报告，为酒店下一步工作提供依据。

为盲人过马路安装过街音响

今年41岁的监督员王家骥是一位视障患者。去年，王家骥建议相关部门在北京的一些十字路口安装了过街音响。此前，他在北京的十字路口分辨不出红绿灯的指向。为了方便盲人过马路，一些红绿灯已经安装了语音提示，红灯为快速急促的“嘟”声，绿灯节奏放缓，但盲人依然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王家骥有微弱的光感，只能靠辨认人影和听声音，跟着人流过马路。

王家骥说，他和红绿灯生产商沟通后，安装在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多了项功能：东西向的指示灯，在音色上模拟敲击金属的声音，发出“当当当”的提示;南北向的指示灯，则模拟敲击木头的“梆梆”的响声，两者截然不同。

王家骥的另一项工作是向北京公交系统提供建议，在软件上增加语音报站功能。这源于作为盲人常年赶公交车的体验。在公交车站，有时人声嘈杂，公交车到站的声音总被淹没;有时，公交车只是默默地到站，不进行语音报站。在家附近等公交时，他看不清车头的数字，就顺着人群，追赶着上车。但也有好多次，他坐错了车次或坐反了方向。

在他的建议下，公交系统在移动客户端上添加了语音播报功能，在实时公交页面，会出现自动的语音播报，提示相关线路还有几站。

作为听障者，监督员李超和王家骥的需求刚好相反。王家骥需要听觉提示，李超需要视觉引导。李超今年41岁，2003年从北京工业大学计算系毕业后考入了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工作。或许是多年和健全人一起上学的经历，让他更深刻地体验到听障者的独特困境。他形容，自己总像和别人隔着一堵玻璃墙，错失了很多信息。因此，他喜欢强调“信息无障碍”这一概念，希望能通过科技手段让听障者“听见”更多。在制定《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标准化图示图集》过程中，他建议将信息无障碍设备、手语翻译服务和即时字幕等一并纳入规范。在奥运场馆的体验过程中，李超和其他听障者借助手机APP将志愿者的话实时转写成了文字，快速地获取了对方的含义。

李超还注意到，聋人朋友只能打手语。一些时下流行的手语歌表演中，复杂的语法规则会被忽略。李超建议，在手语的使用上多尊重聋人的习惯，不把手语简化成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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