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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兰荪 郑兰荪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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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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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兰荪

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2月进入厦门大学化学系学习。从事原子团簇科学研究，研制了激光等离子体源飞行时间质谱计、交叉分子—离子束串级质谱计、激光离子源射频离子阱质谱计等以激光产生和研究原子团簇的大型仪器，独创了液相电弧、微波等离子体等团簇合成方法，研究并明确了C60在氯参与下的形成机理等。研究成果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和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

200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牵头创立了厦门大学无机化学博士点，教育部化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200人投票决定我能不能上大学丨院士忆高考

没有高考，这1.5公里就是遥不可及的距离丨院士忆高考

那时每天从矿井上来就点着煤油灯复习丨院士忆高考

回顾1977年的高考，我们要衷心地感谢邓小平同志。

他在那一年拨乱反正，果断地恢复高考，使得我们这一代人有机会迈入大学的大门，我也从厦门大学的子弟成为了厦门大学的学子，又成为厦门大学的教师。

家庭教育发挥重要作用

相比同龄人，我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

不幸是那个时代所有人的不幸。一场“文革”中断了所有人的学业。

“文革”开始时，我刚刚小学毕业，直到两年多后，才得以就近安排进入了中学。

由于父母都受到冲击，母亲还被关进了“牛棚”，因此我也成为“黑九类”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推迟了数月之后，才能以“试读生”的身份入学。

那时候政治运动不断，中学学习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参加运动和劳动，物理、化学和生物课改成了“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能够学习到的文化知识很少。

然而，大学教师家庭出身的我又是幸运的。

我的父亲是厦门大学生物系教师，母亲是化学系教师。即使在“文革”的十年中，他们仍然执着地希望我多学一些知识，不放弃让我进入大学的一丝期望。

我至今难忘，利用“文革”中“两派”斗争无暇顾及“牛鬼蛇神”的时候，我母亲抽空辅导我自学完成了中学的代数课程。

“文革”后期，父母听说英语水平突出的青年，有可能不需要经过“工农兵学员”的推荐渠道，破格被高校录取。

尽管这个消息完全是传言，但是以此为由，他们让我开始学习英语。在一盏小台灯下，父亲每晚辅导我阅读英语小说，要求我熟记相关的英文单词，一直坚持了多年。

我的英语阅读能力因此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大学学习时进入了“快班”，省去不少英语学习的时间。

“高考就要恢复啦！”有一天，母亲从上海的亲戚那里打听到了这一消息。

那时候，我既喜又忧，虽然有了进入大学的机会，但是又担心间断了十一年正常的学习时间，虽然在中学待了四年，但是大多数应学的知识没有学过，深恐自己考不上。

当然，当时大多数考生的情况可能更糟。而且因为这一提前得到的消息，我可能比许多考生多争取到一些学习准备的时间。

以我当时的基础和兴趣，应当报考人文学科。但是在一个月后得到正式的消息时，才知道文理科的考试内容不一样，而我却一直在学习自己最薄弱的物理知识，为此只能选择报考理科。

当时各个省高考的时间和内容都不一样，江西比福建早两天，使得我们能够在考试前看到江西的考题，发现数学的考题有一大半做不出来。

因此，当我在1977年冬天走进设在厦门一中的考场时，对于高考录取没有抱太多希望。

当年的志愿填报在高考之前。对于我和当时几乎所有考生来说，填报志愿时主要考虑录取的可能，并不太在乎对专业是否感兴趣。

我的优势在于英语基础（除了读英语小说以外，我还“偷听”了“英语900句”），但是当时高考并不考外语。

根据当时的要求，如果要加试英语的话，需要将外文系放在第一志愿，这样并不影响后续志愿的录取。

所以当时我的第一志愿填了外文系，第二志愿填了化学系。后者才是我希望录取，而且觉得录取可能较大的专业。

当年理科的高考科目是语文、政治、数学、理化（其中物理60%，化学40%）。

第一场考试的语文相对较有把握，毕竟“文革”期间需要写各类文章，但是作文却写得并不理想。自以为受到家庭熏陶、较有把握的化学也考得不好。

但是政治考了90分，数学考了80多分（刚好考的内容中自学过的代数比例较大），总分有317分，还是比较高的。

这时候又生怕被外文系录取，好在最后还是被化学系录取。

从此，我迈入了化学学科的大门。

全身心投入大学学习

参加高考之时，我已经中学毕业5年了。

我虽然是独生子女，按照当时政策不必上山下乡，但也一直没有工作机会，一家人都很着急。

后来虽然成为厦大物理系综合电子厂的临时工，我却一直没有转正的机会。为此，我母亲在1976年底得悉有退休补员的政策，主动提出退休，使我成为工厂的一名正式学徒工。

当时，厦门大学校办工厂的固定工是一份非常难得的工作，因此我很珍惜也很满意，经常加班加点，准备高考时也不影响工作。

我是工厂的钳工，在师傅的指导下，制作电子仪器的外壳。机械工人的训练，为我后来从事研究工作、研制科学仪器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

就在高考梦离我渐行渐远，乃至几乎绝望的时候，我收到了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终于迈进了大学的校门，在本该已经大学毕业的年龄，又能开始正常的学习生活。

在当年的考生中，只有百分之几的青年能够通过高考，成为幸运的大学生。那时挂上白色的大学生校徽是非常令人称羡的，同学们都会主动佩戴。

77级的学生年龄差别很大，厦大化学系的一百多名同学中，年龄最大的已超过30岁，最小的只有15岁，相差超过一倍。

催化专业的班长入学前已经是小学校长，有了3个孩子，在他成为大学生时，大儿子也已成为了小学生。

在我的那间宿舍的八位同学中，我的年龄最大，1954年出生，年龄最小的同学1961年出生，每人相差一岁，刚好构成了一组“等差级数”。

同学们的基础也差别很大：“文革”前读完高中的同学基础比较扎实，但是入学时已经十多年没有上学，年龄已经很大；应届入学的同学学习基本没有中断，但是中小学学习都在“文革”期间，基础很不扎实。

我的情况居中：小学在“文革”前读，知识很扎实；中学在“文革”中读，知识很残缺。

“文革”期间学校学习非常混乱，有些同学入学前基本上没有学过外语，有些“文革”前的高中生虽然系统地学过外语，但却是俄语，他们入学后还要从英语字母开始学起。

入学时，学校曾经测试了全年级同学的化学基础，成绩最好的同学考了80多分，我的成绩居中，还不到50分。

因此，系里在教授化学专业课程时，还先花费一段时间补习中学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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