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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感五内_铭感五内不忘于怀
毛主席,蒋介石,国民党铭感五内_铭感五内不忘于怀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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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掷了两枚原子弹，苏联的百万大军也在我国东北将日本关东军打得落花流水，日本败局已定。中国统一战线的抗日战争即将结束，国共两党开始思考战后的中国建设问题。
不同于及广大民众渴望和平、民主、统一的美好愿望，国民始终高高在上，认为的存在对其统治造成了严重威胁，一心要消灭中共的存在。
只是国内各界人士和国际上的美苏两个大国都不同意蒋介石妄图发动内战的想法，蒋介石为了掌握主动权，分别于8月14日、20日和23日给延安发电报，邀请毛主席到国民陪都重庆“共商国事”。
中央日报刊登的电报情况
尽管彼此心里都清楚蒋介石心里打的什么小算盘，延安方面再三考虑过后，还是答应了毛主席亲自前往重庆的提议。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在周恩来、王若飞、美国大使赫尔利与国民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受到了重庆百万民众和中外媒体的热切关注。
民主人士柳亚子称毛主席此次前来重庆是“弥天大勇”，重庆的民众对这个长期被国民党污名化的领袖毛主席也有了极大的改观。一众国民党左派和要员都对毛主席孤身犯险的勇气敬佩有加。
只有一个人例外。
国民的元老，蒋介石的军师戴季陶却反复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坚决不同意与共事，极力鼓张要将“共匪”一网打尽，万不可给予其发的展机会。
戴季陶
此时的戴季陶尚不清楚蒋介石执意邀请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真实意图，作为极端的国民党右派，戴季陶只能用自己的行为表示对毛主席的不满和不屑。
28日晚上，蒋介石在林园为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人举办了欢迎晚宴，戴季陶控制不住对毛主席的敌对情绪，开口讽刺，没想到毛主席不卑不亢，一番话怼的戴季陶哑口无言，激起了满堂贺彩。
作为国民的首席“国师”，蒋介石对戴季陶的器重从很多方面都可窥出端倪。殊不知，这个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右派“理论家”也曾经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过兴趣。
戴季陶早年留学的时候结识了蒋介石，并在蒋介石的引导下逐渐接触到当时在日本避难的孙中山和中国同盟会。
1909年留学归国后，才华横溢的戴季陶在上海《天铎报》担任主笔，为自己取笔名为戴天仇，寓意他与清有不共戴天之仇。那时的他思想激进，对腐败没落的清大胆批判，言语犀利辛辣，是当时社会和思想界的名流，很多文人学生都很崇拜他。
《天铎报》影像
作为被批判的清自觉颜面无光，对戴季陶发出了通缉令，要将这个污蔑朝廷、损害大清声誉的反贼捉拿归案。戴季陶先后逃往日本和南洋的槟榔屿，在流亡途中依然笔耕不辍，创办了《光华报》，继续用文字的力量批判当时的封建社会。
辛亥革命发生后，清被推翻，戴季陶回国参加了上海起义。这次起义让戴季陶在当时人数尚且不多的国民党队伍内闯出了名堂，在孙中山心里留下了印象。
1911年底，戴季陶作为国民党的党员和《民权报》的记者，受到了孙中山的亲自接见，他对于革命形势的分析和针砭时弊的文笔赢得了孙中山的青睐。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戴季陶就作为随从一起出席了典礼。
南北议和之后，戴季陶被孙中山提携为秘书，先后参与了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失败后和孙中山一起流亡到日本。生与共的交情让戴季陶在孙中山面前越发露脸，1917 年孙中山成立广州军后，戴季陶成为仅次于蒋介石的元帅府代理秘书长，兼任法制委员长和外交次长。
戴季陶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晰，孙中山赏识他、提携他，他对孙中山铭感五内，自此，他对外界宣扬自己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
五四运动油画
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和众多西方思想一起涌入了中国，上海许多报刊杂志都把在刊登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内容，马克思成为风靡上海滩的时髦人物，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潮起来了。
戴季陶此刻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冲击，1919年6月，他在孙中山的授命下创办了《星期评论》。作为《民国日报》的副刊，《星期评论》主要刊登一些有关世界局势发展和思潮变化的文章，当时的“时髦货”马克思主义自然也成了报刊上的常客。
仅戴季陶一人，就在《星期评论》上发表了130多篇文章，其中大部分都在报道世界工人运动和思想斗争，对于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经济学说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报道。
《星期评论》创刊的一年时间内，戴季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宣传员”和陈独秀等人成为了好友，彼此往来密切，时常切磋探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适用。陈独秀对戴季陶深刻鞭辟的见解十分欣赏，认为他“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
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得如火如荼之际，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共产主义小组筹建工作，他十分欣赏的戴季陶也被邀请来参加活动。
戴季陶前几次都欣然前往，还担负了《党纲》的起草工作，然而党纲里要求员不能参与任何资产阶级团体、不能担任资产阶级的职位，让戴季陶猛然意识到和国民党是两个对等的独立团体，员不会屈服于国民党的统治。
党纲
戴季陶痛苦不堪，他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冲突，他不知道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哪个才是治国良方，也不清楚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一个百般纠结的疙瘩在他脑海里纠缠，让戴季陶痛苦不堪。
那时他的内心或许真的怀有治国救世的伟大理想，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认知让他心灰意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默默垂泪思索。
1922年10月，孙中山派戴季陶到四川和川军将领商议“和平统一、兵工救国”的提议，岂料还没抵达四川就听说川军的各个派系及其他地方军阀都在酝酿战争的传闻。戴季陶本就情绪低下，听闻此信后感觉三民主义前途未卜、共产主义更遥遥无期，多重绝望的情绪将他淹没，戴季陶一时想不开，在前往宜昌的船上跳江自尽。
然而当时路过的渔民把他救了起来，戴季陶自认命不该绝，从此笃信佛教，反而坚定了对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信赖和追随。
他反思过去自己的失败，得出了“共产主义学说是危害不浅的毒瘤”这一结论，决心要彻底与和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从此再也不信、不听、不接触有关共产主义的任何观念。
国民党一大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可惜现实再次跟他开了个玩笑，此时的孙中山逐渐对苏联的共产主义和产生了兴趣，根据蒋介石从苏联考察归来后的报告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3年12月，戴季陶刚听说孙中山有意与中共合作、允许加入国民党机关后，当即对廖仲恺表示：加入国民党，只能保留一个党籍，不能允许双党籍的存在。在信中，他又一再声明，只能作为革命途中的调剂品，决不能和国民党一样作为正菜。
戴季陶的这一系列行为放在现在就是大型的“脱粉回踩”现场，也难怪和蒋介石臭味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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