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网站导航收录 > 百科知识百科知识

囊萤夜读的故事(囊萤夜读的故事和含义)

孔子,历史,元代囊萤夜读的故事(囊萤夜读的故事和含义)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很多朋友想了解关于囊萤夜读的故事的一些资料信息，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与囊萤夜读的故事相关的内容分享给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张金林（厦门大学历史系）

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经讽刺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说女人比男人的牙齿要少，尽管他结了两次婚，但是他都没想过要数一下他老婆的牙齿。”男人和女人的牙齿数目到底有没有差异，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解答的问题，可是我们的大哲学家就是不肯打开嘴巴数一下，以至于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历史研究同样如此，现实生活经验不仅有助于理解历史过程，而且有助于理解人，甚至可以说，没有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味，就不可能理解历史。这是我旁听厦门大学历史系陈支平教授《中国经济史》课的一点体会。

陈支平教授

2021年七月上旬，适逢厦大暑期小学期开启，遵循学校“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的规定，陈支平老师给大一“强基计划班”的新生上了5天20个课时的《中国经济史》课。作为本科没有专门上过经济史课的学生，我自然是不会错过的。由于同学们大一已上过中国通史，对中国历史已有大致的了解，陈老师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展开。

“要想了解中国历史，就需要知道目前这套（中国史）话语体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陈老师开宗明义。他提醒同学们，今日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知识框架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和》有几处重要的论述对中国历史学产生过既深且巨的影响，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统治阶级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基本阶级，等等。这些论述很多至今仍然成立，但是有的也已经被超越。譬如讲封建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个根据生活经验就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自己生产所有需要的东西，莫说商业相对发达的城市不可能，就是在看起来极其闭塞的山区，一个人也不可能生产食盐、铁器等东西，必须依靠交换（商业贸易）以换取自己所需。目前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已经基本上推翻了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说法。

陈老师继而谈到了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社会到底始于何时，中国史学界分歧很大。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主流史学界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而西周是奴隶社会，郭沫若举《诗经·豳风·七月》为例论证，“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蚂蚱八月在屋檐下，九月进了家门，十月就钻到农人的床底下了，劳动人民生活条件这么差，看来必定是奴隶社会了。陈老师讲到，自己年轻时在武夷山农村待过十几年，那时候蚱蜢何止钻到床底下，都爬到枕边来了，难道20世纪70年代的武夷山也可以称为“奴隶社会”？显然不是的。陈老师进而提出，西周是不是奴隶社会另当别论，但是不能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论证。郭沫若是杰出的历史学家，但是一旦违背了生活常理，就容易犯错了。

又如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问题，陈老师也以自己的生活经验“现身说法”。郭沫若曾经把杜甫认定为地主，其理由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一句“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杜甫的草庐能够盖三重茅草，定然地主无疑。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茅草并不什么珍贵之物，无论在哪里盖茅草屋都是需要至少三层的，否则的话根本遮不住雨水。郭沫若这样解读杜甫，明显犯了违背生活常识的错误。

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古代史研究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过去学界普遍认为隋唐时期实行均田制的范围很广，但是杨际平教授的研究显示，均田制实行的范围很小，像福建、广东等地就不怎么实行，就全国而言，土地私有制仍占绝大多数，土地国有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这一点也可以从现实生活经验中得到启示。凡是谈中国古代的土地占有，人们总是会引“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来形容贫富差异之大，指责地主阶级统治之严酷，然而历史事实未必如此。在古代地广人稀的地区，许多穷苦的人家虽谈不上大富大贵，但保持温饱当不至于十分困难。在古代“量入为出”的财政制度下，官府既没有足够的意愿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仔细度量每一块土地，这就使得相当一部分人仍然有办法开垦土地，不至于沦为彻底的无地流民。陈老师说，他亲眼见过武夷山区开垦的很多土地，迟至建国后很晚近的时期都没有纳入的征税系统。现代尚且如此，遑论国家机器规模小得多的古代？

陈支平教授

陈支平教授很善于从现实生活经验出发对人们通行的理解进行重新审思。例如过去形容苦读的“囊萤映雪”。映雪夜读的故事是说晋代的孙康小时候因为家里很穷，买不起灯油。一天半夜，孙康从睡梦中醒来，发现窗外很亮堂，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大雪映出来的光，于是孙康不顾寒冷，立刻走出门外苦读起来，在孜孜不倦地努力之下，孙康终于成为饱学之士。囊萤夜读的故事是说晋代的车胤从小好学不倦，但是因为家境贫寒，也买不起灯油，于是只好抓来萤火虫放在小布袋里取光照亮。由于车胤的这种好学精神，他也成为饱学之士，当得大官。陈老师首先就提出了疑问，为什么孙康和车胤放着白天不好好读书，非得晚上才学呢？晚上光线不好反而容易伤了眼睛。更主要的是，陈老师还亲身试验过，发现孙康和车胤的办法完全行不通。陈老师的青少年时代在武夷山的农村度过的，有一年夏天，他读了囊萤夜读的故事后大受鼓舞，于是有一次抓来很多萤火虫，决定学习车胤，好好用功一番，可是令他大失所望的是，他发现萤火虫的亮光是一闪一闪的，很不稳定，而且很暗，完全没法照亮书本。于是他始悟到，所谓囊萤夜读只是激励人的传说而已，当不得真的。映雪夜读也是一样，六七十年代的武夷山区冬天是非常冷的，人哪有心思在大雪盈尺的户外读书？就是想读，身体也经受不住那种刺骨的寒冷。而且晚上大雪折射的月光非常微弱，根本不够照亮书本，地处中国东南的武夷山尚且如此，何况北方的洛阳（孙康是洛阳人）？由此，陈老师便对古书一些记载有所怀疑，体悟到泛道德化的论述可能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说到中国古代文献的泛道德化色彩，孟子可能是比较重要的远源之一。《孟子·梁惠王》记载梁惠王与孟子有一段对话，梁惠王对孟子说：“您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是有什么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仁义当然极为重要，可是当时魏国面临着紧张的国际形势，其战国初期霸主的地位开始衰落，东西两边分别面临着齐国和秦国的强大压力，日子很不好过。应该说，此时魏国的第一要务是生存和富国强兵。可是孟子不管现实的处境，而是在魏惠王面前高舞仁义的大旗。仁义道德的重要谁都不能否认，可是撇开现实生活问题空谈道德怎么行呢？孟子高唱道德化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后世许多论述笼罩在泛道德化的色彩中。陈老师提醒我们一定要对中国经济史上的数据和结论保持足够的警惕，不要被其道德化的论述所蒙蔽。

 1/3    1 2 3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