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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但是，哪些该上“热搜”、什么是“流行”和“时尚”、什么是“权威”和“正义”等均可以受到数字资本家的影响甚至操纵。而由于每个网民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知识缺陷，对信息的真伪和科学无法保持敏锐的分辨能力，因此其注意力很容易在平台和“水军”的煽动下被误导，基于某个网络事件或网络观念形成暂时的群体心理，从而滋生各类有着很短生命周期的、五花八门的网络族群。
正如《乌合之众》的作者、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所描述的那样：“群体失去了批判的能力，他们永远在轻信，永远处于无意识的领域”[7]。
（三）人工智能推荐
人工智能推荐是近年来新兴起的一种广告或推销模式，主要方法是运用算法对用户进行痕迹管理，分析判断用户的习惯、喜好和即时需求，进行信息和产品的定向推荐，从而获得用户的注意力。
人工智能推荐机制对平台的算法和算力水平有很高的要求，更关键的是要获取足够多的可以用来分析的数据和信息，而帝国主义国家常年来在信息领域的大规模投入则为这一机制的运营提供了雄厚的基础。
除了保持在通讯行业、电子行业、数据库建设等前沿信息领域的全球引领地位外，帝国主义国家还频繁地将触手伸向法外之地，持续地窥探隐私、盗取数据，形成约翰·福斯特所说的“监控式资本主义”[8]。
苹果、脸书等企业多次陷入“窃听门”、“隐私门”，美国的行为甚至更加恶劣，每天收集全球各地近50亿条移动电话记录，监听他国领导人手机，在2014年曝出“棱镜事件”，又在2020年被爆出瑞士加密公司事件，成为名副其实的“黑客帝国”。
这些行为使得帝国主义国家可以肆意地获取全球用户的私人动态和心理，为垄断大平台提供了更加精确化的推荐机制，而其他国家的小企业常常因为很难营造类似的体验而丧失用户关注。
与传统的宣传、广告、推销等注意力竞争的方式相比，人工智能推荐的模式显然是一次重大的推进。这些传统方法更多的是利用产品、环境等外部客观因素来诱导受众的注意力，而人工智能技术却可以大规模、自动化地改变受众的主观意识。
一方面，这种注意力掠夺的方式更具隐蔽，完全自动化和带有自定义色彩的推荐，会让很多用户单纯地认为这是算法带来的便利，反而忽视注意力被固定和局限的事实。
另一反面，这一机制也提升了注意力掠夺的成功率和效果。人工智能推荐机制基于用户个化的兴趣和需求，会根据不同用户筛选出更具针对的推荐内容，所传递的文化和观念也可以因人而异。
因此，人工智能所推荐的信息和产品往往会获得用户更多的关注，其中蕴含的价值和理念也更容易得到认同，用户会认为找到了“组织”、“知音”。于是，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帝国主义可以利用算法反复分析和寻找用户的接收弱点并进行思想渗透，使大量的用户在无形间加入以西方理念和价值观为主导的网络族群。
二、数字殖民的双重逻辑
大卫·哈维曾指出，资本主义逻辑和权力的领土逻辑主导着帝国主义运行的模式[9]，帝国主义的一切掠夺和殖民行径都至少被其中一种逻辑所驱使。
而在数字殖民体系中，由于殖民方式和对象的转变，两种基础逻辑开始转变为代表资本意志的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通过对各类网络族群的制造，当代帝国主义实现了经济上加速积累和政治上意识形态渗透的双重目的。
（一）经济逻辑——资本积累的强化
罗莎·卢森堡曾在《资本积累论》中指出，殖民地的构建可以解决帝国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三个关键问题：不变资本积累、可变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实现，也就是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资源、劳动力和市场[10]。而在数字殖民体系中，网络族群的存在也正是通过这三种要素推动了当代帝国主义资本积累的扩张和强化。
首先，网络族群的出现便利了帝国主义对信息资源的掠夺。
信息资源是数字经济时代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而加入网络的网民越多、用户停留的关注时间越长，数字资本家可收集、利用的数字资源也就越丰富。
由于帝国主义制造了大量的网络族群，网络社会可以愈发真实地映射现实社会中的各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人和物经过数字化中介的行动都可以在数字空间中以“虚体”[11]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用户会在平台上付出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时间，很多社交活动、娱乐活动、工作等都是依托于平台进行，所产生的各类信息资源因而也在持续增长。
这就大大便利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信息资源的抢夺，通过垄断信息流动平台、信息监听等方式，将世界各个国家用户所生成的信息、数据据为己用，纳入国家的资本积累体系之中。
其次，网络族群的形成扩大了非雇佣工人群体的生产活动。
在数字平台上，平台的架构与运营是由企业完成的，但内容的生产大部分是由网民制作的。从平台经济的运作方式来看，特殊信息费、虚拟商品的售卖等都是平台企业重要的盈利来源，而这些信息商品的完成都或多或少地离不开网民的参与，网民在实际意义上成为了平台的非雇佣工人[12]。
当网民以族群的形式存在，这种无偿的数字劳动又进一步扩大了。网络族群会聚集在平台的某个版块下，以集中化的方式进行精神生产活动以维系族群文化，族群类似于一个软的生产组织，促使网民不断地为平台生产内容。
而很多平台也会向用户开放大量的网络空间和便利的自定义信息加工能力，设立点赞、浏览量等激励机制鼓励族群中的网民通过评论区、弹幕和话题论坛进行思维碰撞，上传精神文化成果。而从实质上讲，这些都可以视为非雇佣工人间的协同创新过程，网络族群也由此为平台的增值提供了大量的免费劳动力。
最后，网络族群的存在滋生了严重的消费主义思潮。
随着数字平台的普及，消费主义思潮愈演愈烈。因为制造族群的过程也是一种“精神污染”的过程，各类族群都有着不同的文化主题，但相同之处在于都存在着对帝国主义所精心塑造的价值观的认同，这便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网民的精神导向与经济行为。
通过网络族群，帝国主义不断向世界解释着什么是“爆款”、什么是“情怀”，以此来诱发消费者的购买力。而在族群中集体观念的刺激下，用户也更容易产生消费冲动，但其个人往往难以察觉到自身消费观念的演化，并且认为一切都是基于自己的主动选择[13]，甚至将其视为“个”、“先锋”的象征。
于是，品牌崇拜、粉丝经济、节日狂欢等各类严重的消费主义行为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美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大片、手机、鞋、手办等，一经推出就会在世界市场中得到热捧，且往往会以远远超出价值的价格被消费者疯狂抢购。
产业资本家和文化资本家也会利用这种群体心理，制造“经典款”、“限量款”等各种噱头持续地刺激市场、加速周转，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产品的消费能力却会因此遭到不断地压制。被制造出的各类网络族群使得整个网络空间和世界市场都具备了以往殖民地的经济功能，大量的财富流向帝国主义国家，为其进行剩余价值实现、转嫁危机提供了重要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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