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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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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陕西省民政厅发出了《关于更改盩厔等13个县和商雒专署名称的通知》,从那一年起,陕西省13个县以及商雒正式改名。
盩厔县改为周至县,郿县改为眉县,郃阳县改为合阳县,鄠县改为户县,雒南县改为洛南县,邠县改为彬县,鄜县改为富县,葭县改为佳县,沔县改为勉县,栒邑县改为旬邑县,洵阳县改为旬阳县,汧阳县改为千阳县,醴泉县改为礼泉县,商雒改名为商洛
那么当时陕西省人民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才会将一个个原本充满文化底蕴的地名儿,改得面目全非呢?
如果说是原本的名字不好听,也说不通,毕竟其中一些地名更改后的读音,根本没有什么变化。
其实说起这件事,跟当时中国的一位文学大家很是有着一些渊源。
这位宗师就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著名的“文化巨人”郭沫若先生。
众所周知,郭沫若先生早年曾有过留学日本的经历,无论想学习什么,到外国求学,最先需要解决的都是语言不通的问题。
郭沫若也不例外,到达日本后,他先进入了一所语言学校学习日语。
在这个过程中,郭沫若发现日语跟中国的汉字有着很多的相通之处,而本来就对汉字很感兴趣的他,自然也就借着这个机会,好好地研究了一下日语。
通过仔细地观察,郭沫若发现日本人可真是不简单,他们虽然在使用汉字,但绝不是简单地拿来主义,而是根据本国的需要,将汉字进行了二次加工,愣是使得原本含义晦涩,书写复杂的中国文字简单了许多。
这样一来,不但平日用起来比较方便,而且学习起来也更加容易,从而大大降低了国内的文盲率。
对比自己的祖国,郭沫若不禁有些失落,要知道作为汉字的发明者,虽然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不乏有睿智的国人曾不止一次对其进行改革,力求让汉字变得更加简便易懂,但时至今日,学习中国汉字的困难程度,仍然要远远高于日本这个根本不曾发明文字的国家。
这也是造成中国文盲率极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这一刻起,郭沫若心里就种下了一颗种子,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在自己的祖国复刻日本的这种文字改革,可以让更多的国民识字,知礼。
怀揣着这样一个伟大的梦想,郭沫若回到了祖国,只是不巧的是,中国此时正处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一心想做个文人的郭沫若,终是未能静下心来激扬文字。
在这段日子里,比起文人,郭沫若更像是一位激情澎湃的革命者,勇敢无畏的斗士,他像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投身于汹涌的革命洪流,丝毫不在意自身的安危。
1927年南昌起义后,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他这一走就是10年,并在日本成了家,直到1937年才再次踏上祖国的大地。
很不幸,这又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全国上下惨遭日寇荼毒,明显不是一个谈论中国汉字改革的时机。
面对日寇的侵略,郭沫若不得不暂时放下中国汉字改革的心愿,积极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
虽然他没有领兵打仗的本领,也没有冲锋陷阵的勇武,但在抗日宣传和建立统一文化战线方面,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8年后,郭沫若好不容易盼到了日本人投降,心想着终于可以做回一个彻底的文人,在自己擅长了领域为祖国的强大添砖加瓦了,可是老蒋又在这时候背信弃义悍然发动了内战,斗争还要继续,郭沫若的美好愿望再次落空。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终于告别了战乱,迎来了久违的和平盛世,郭沫若也如愿成为一名纯粹的文人,从此可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他热爱的文学事业之中了。
虽然距离郭沫若从日本留学归来,已经过去了20多个春秋,但改革中国汉字这个心愿,他可是一刻也未曾忘怀。
如今国内环境稳定,建设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那么汉字改革这件事也可以提上日程了。
于是郭沫若就把自己对中国汉字的看法,以及他对中国汉字改革的种种设想,归纳总结成了一份详实的报告,并将之交给了毛主席。
说来也巧,此时毛主席和周总理,也正在为如何提高全国人民的认字水平发愁。
据统计,在建国初期中国的文盲率超过了80%,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推行新政策,新制度都十分困难,怎样才能让人们用最短的时间学会最多的汉字,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读到了郭沫若这份有关汉字改革的报告。
仔细阅读之后,毛主席对郭沫若在报告中指出的中国繁体汉字书写复杂,学习困难等缺点深以为然,并对他改革中国汉字的种种设想非常认同。
再加上当时有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都在积极推动汉字改革工作,所以在新中国成立还不到10天的时候,毛主席就下令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理事会,郭沫若当选为常务理事。
当然改革汉字虽然势在必行,但并不意味着能够贪功冒进。
汉字改革工作是一项长远的任务,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要谨慎再谨慎,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绝不是朝夕可成,更不能妄想一蹴而就。
之所以说汉字改革是一件势在必行的工作,不仅仅是因为繁体字书写困难,还有一点就是在当时有这样一种现象,同一个字会出现很多种不同的写法,究竟哪个才算是正规的写法,一直也没有定论,这就会给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惑。
以中国的“国”字为例,当时就有多达40种以上的写法,比如國、囯、囶、圀、囻等等。
如果不能把写法统一,那么一个人就要将其所有的写法都给记下来才算认识这个字,想一想就觉得头痛。
这里顺便说一下,后来咱们使用的这个“国”,就是郭沫若改造出来的,寓意为“一玉口中国”。
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成员,每一个都是文学界的大佬,他们各自都有着对汉字改革不同的意见,因此发生争论是一件必然的事情。
这其中,虽然在细节上可能千差万别,但在大方向上大略可以分成两派,温和派与激进派。
激进派主张走类似越南的改革路线,也就是将汉字彻底拉丁化,这无异于将汉字全部废除。
而温和派提倡的是给汉字加注拼音没有问题,但汉字本身不能废止,只是对其中的生僻字加以简化即可。
经过激烈的讨论,最后还是温和派占据的绝大多数,毕竟中国汉字有着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又怎会有人真正舍得弃之不用呢?
大方向定下来了,剩下的就是具体的简化方法。
这才是最困难的地方,好在这次有着足够的时间和大量的资料,给大家进行研究。
到了1964年,郭沫若通过数10年对周边国家文字改革历程的深入研究,有了巨大的收获,尤其是亚洲发展最快的国家日本,他们之所以能快速降低文盲率,跟国家的文字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
汉字是在我国的隋唐时代传到日本的,不过自日本明治维新后,就特意开始重视文字改革,使日语不断得到简化,进而一步步实现文字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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