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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造句-用偶然造句
黑话,学术,词汇偶然造句-用偶然造句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从一套结构主义的论述(在这种论述中,资本被理解为以一种相对同源的方式,构造了社会关系)转变为一种关于霸权的观点(在这种观点中,权力关系被迫进行重复、聚合和再接合),这样一个变动就将时间的问题带入了关于结构的思考之中,并且标志着阿尔都塞理论的形式转换,也就是从一种将结构的总体当作理论对象的理论,到一种新的理论形式,在这种理论形式中,洞悉了结构的偶然可能的见解开创了一种新的霸权概念,这种霸权与偶然的地点,以及权力的再接合策略紧密关联。”(见《戏仿的教授:朱迪斯·巴特勒著作四种合评》)
努斯鲍姆指出:巴特勒在日常对话中可以很通俗地说话,如果她愿意,她完全可以做流畅明快、雅俗共赏的演说,但她在论文中有意保持晦涩的书写方式,用她那独特的“巴特勒体”召唤她潜在的信徒,这些信徒主要由高校女权主义研究者、青年教师和权威教授组成,它吸引着那些绞尽脑汁给论文凑字数的文科工作者,但只要走出高校,面向公众,巴特勒的用语就成了一道高高的黑话之墙,坚固地阻挡了外界试图理解她思想的通道。
巴特勒至少有自己深刻的思想,很多拾人牙慧的生产者是既没有创见,也没有成熟的理论修养,他们就是不想好好说话,用故作高深的词汇召唤同温层的潜在作者,以话语的缠绕来掩饰自我思想的孱弱。到最后,名义上是曲高和寡,实则水平有限,既不接地气又缺乏独到见解,这类黑话继承者其实是很尴尬的,因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空洞,却没有底气承认自己是一台人肉复读机的事实,他们站在圈内的舒适区裹足不前,端出智识上的优越感来打量世界,可惜这些黑话既无助于他们理解世界,也无助于他们被世界理解,最后不过是加固了彼此之间的围墙。
“……我感到自己是那么狭隘。”漫画来源@《念书,还是工作?》,[法]蒂菲娜·里维埃尔 著,潘霓 译,拜德雅·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
02
“文科黑话”对行动力的削弱
批评文科黑话的第二点,在于它容易削弱我们在现实中的行动力。很多人沉浸于词汇的复杂游戏,就懒惰于在现实中做出反抗。他们坐在楼上看运动,把一切热情的行动者定义为“激进”。他们能提出各种理到如同机器人的分析,但既解决不好亲密关系也不爱附近的人。他们一生的依托就是在智慧上得到认可,或者进入权力中心,成为众人簇拥的宠儿,但他们疏远于他们口口声声关怀的群众,看到一个臭熏熏的恶汉就露出鄙夷的眼神。
如果思考无法作用于行动,就容易沦为轻飘飘的词汇再生成游戏,并非毫无意义,却也实在不值得夸耀。文科黑话的泛滥与使用者的不加反思,容易形成一个巨大的不做出任何真正抗争的智识傲慢群体,这部分群体缔造学阀,身处高位,影响旗下的青年学人,但凝结成一种表面关心众生实则冷漠自利的风气,知识生产,本来是为了交流思想、传播常识,但今天文科黑话的泛滥已经阻塞了交流、加固了学科内的封闭化。
在美国,对高校学科教育也一直不乏反思。图为反思题材电影《录取通知》(2006)剧照。
另一层面,在1990年代高校扩招、学科细化、论文指标化的趋势下,文科黑话的泛滥其实也是学历和论文贬值的一个缩影。
很多学子习惯讲文科黑话,是因为他们从本科到研究生乃至博士阶段,都面临研究导向的学术论文,在当前的学院评比体系里,将文科黑话活学活用为学术论文,已经是广大文科学子的必备技能。他们年复一年习惯了学术词汇缠绕式的表达,最理想的去处是专攻学术或者称为高校教师,但中国再怎么大,高校职位依旧僧多粥少,剩下大部分学子只能流入市场,面临“话语错位”的窘境,比如新媒体是一套表达、事业编又是一套表达,跟学术话语都不一样,我们的文科教育喜欢强调“无用之用”“无用之美好”,可是现实的骨感迎面敲在毕业生的脸上,如果不被市场认可、无法挣够体面的收入,还有多少勇气能坚持这无用的美好?
问题其实不是在于“学术表达”本身有问题,而是首先有两个现实困境:第一,能将学术作为职业的人是极其有限的,大部分人都不得不面对市场筛选;第二,考研考博(或申请硕博)成功并不等于适合学术,在工作越来越不好找的环境下,不少人是“害怕市场竞争”“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暂时逃避社会压力”“拼一纸好看的文凭”,所以选择考研,一个例子就是,在疫情发生的这一年,考研的人数相比往年是上升的,以至于考研、读博、竞争成为高校教师,也成了一件“内卷”的事情。人们渴望通过考试逃离内卷,却又进入了下一个内卷,如此反复,直到厌倦,才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年轻。
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2013)中的校园招聘画面。
在学历通胀、课业任务的压力下,习得文科黑话,应付作业跟论文,成为广大青年心照不宣的默契。其实,文科黑话就像报菜名,看上去很像那么回事,水平很高,但仔细琢磨,你就发现这事跟你报菜名一样,你说异化、剥削、解构、消费社会,浪费的脑细胞甚至不如你记住小区街道有哪些植物。
前不久,我的一位豆瓣朋友感慨现在的上海交大附中国际部,小孩子都记得德勒兹的无器官的身体概念,其实,这也不奇怪,国际部本来就是对口留学深造的,能进上海交大附中国际部的孩子,家境一般不会差,在富足、安稳的环境下,孩子们培养哲学的兴趣,记住一些哲学概念,并不是稀奇的事,这本质上跟我们小时候记作文素材一样。但其中令人叹息的,或许是当一线城市国际部的孩子畅谈福柯、德勒兹,四五线的小镇青年、农村青年,却只能继续在题海中苦熬,偶尔读到哲学,能一起交流的也少之又少,换来的更多是冷漠、偏见,眼前是教育资源不均的巨大鸿沟。
03
“文科黑话”,走向思维的懒惰
诚然,一些社会现象的阐释,需要求助于专业词汇才能融会贯通。比如马克斯·韦伯提出的“Charismatic Leadership”(克里斯玛型领袖,亦可通俗理解为超人领袖),对诸如希特勒、斯大林等政治强人,具有高度且准确的概括,并让人理解此类政治人物不断涌现的内在原因,以及其在政治场域中扮演的位置。又例如韩剧《浪漫的体质》里提到的邻避效应(Not-In-My-Back-Yard),“指居民或在地单位因担心邻避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现象”,能用它来解释垃圾焚烧厂选址引发争议等社会议题,其实也相当贴切。
《浪漫的体质》(2019)剧照。
但是在专业词汇过剩堆积,步步发展为文科黑话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看到,文科黑话越来越成为思维懒惰的表现。在遇到具体事例时,一些沉浸于学术话语,或者似是而非其实懒于深入思考的人群,习惯于对事情进行简单概括,并使用“文科黑话”加以归纳。比方说,遇到任何存在雇佣关系的案例,都使用剥削、异化、规训。固然,在当下劳工议价权有限的情况下,在许多行业,底层劳工都存在被剥削的状况,但仍存在一些具体事例是不能用剥削来简单概括的,比如出版业常见的独立出版机构与作者、译者的纠纷问题,公益组织与小众青年空间的内部问题等,每一件事都需要具体分析,可如果还没深入分析,就使用文科黑话,讨论的议题焦点就容易被模糊,或者沦为一场符号式的话语狂欢。就像当我们都在说内卷,内卷也是被消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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