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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湖北人是九头鸟)-为什么骂湖北人九头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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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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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将“九头鸟”和湖北人联系在一起，一提到湖北人，即便是不熟悉湖北的外省人也会说上一句“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但要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句俗语意味着什么，就连湖北人自己也说不清，是褒扬湖北人的精明干练，还是贬低荆楚人的狡猾奸诈？

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湖北人为什么会被称作“九头鸟”？

九头鸟的由来和形象变迁

在如今的主流观点中，九头鸟起源于先秦时期楚人在《山海经·大荒北经》中关于九凤的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柜。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句曰九凤。”九凤即为九头鸟的本源。

作为湖北人祖先的楚人，有着强烈的崇凤情结，楚人始祖祝融也被认为是凤的化身，《白虎通·五行篇》记载：“其神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鸾，即五彩斑斓的凤）”，由此可见，楚人崇凤，是源自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的一种民族风尚。

例如，屈原的《离骚》中写到：“凤凰纷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论语·微子》中，也有将孔子比作凤的描述：“凤兮凤兮，何德之哀，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也有楚庄公将自己比作鸟，立志“三年不鸣，鸣将惊人”。

但在秦汉大一统后，湖北人的身份从楚国人变成“中国人”，崇凤的文化失去了民族土壤，九头鸟与“九头凤”这样的神鸟概念相剥离，变成了“怪鸟”，“坏鸟”。

失去了神的九头鸟，在秦汉后被人认为是不祥之鸟。例如，南梁宗懔（lǐn）《荆楚时岁记》中说到：“正月夜多鬼鸟度，家家槌牀（chuáng）打户、捩（liè）狗耳、灭灯烛以禳之。”《隋书·五行志》记载：“后齐孝昭帝即位之后，有雉飞上御座。中大同元年，又有鸟止于后园，其色赤，形似鸭，而有九头，其年帝崩。”

明代绘本中的九头鸟形象​

唐宋之后，不详的九头鸟最终演变成可以摄人心魄的鬼怪邪神。例如，唐代刘恂在《岭表录异》中说到：“鬼车，爱入人家摄人魂气。或云九首，曾为犬啮其一，血滴之家，则有凶咎。点血儿衣，取人小儿。”宋代周密在《齐东野语》中也说到：“身圆如箕，十脰（dòu ，脖子）环簇，其九有头，其一独无，而鲜血点滴，如世所传。每脰各生两翅，当飞时，十八翼霍霍竞进，不相为用，至有争拗折伤者。”

湖北人和九头鸟的渊源

虽然先秦时期，楚人就有崇拜“九头凤”的传统，但真正将九头鸟和湖北人联系起来，却是明代之后的事情。

最常见的说法则和张居正有关。明代神宗时期，吏治败坏，百姓怨声载道，为革除弊端，首辅张居正向皇帝推荐了九个监察御史，而这九个人都是湖北人，那些受到他们整饬的贪官污吏对他们恨之入骨，于是就骂他们“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当然也有说法是，百姓以“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来歌颂湖北官员的精明能干和刚正不阿，这也体现人们关于这句俗语在褒贬上认知差异。

绘本中的张居正形象

事实上，九头鸟俗语起源于张居正改革并没有留下明确的史籍记载，是一种类似于民间传说的存在，在后世被应用。而从历史文献中可以确定的，最早关于“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记述来自于清末的笔记汇编《清稗类钞》：“时人以九头鸟能预知一切，故以之比聪俊者。后更转以讥狡猾之人，而曰‘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盖言楚人多诈故也。”

清末时期的武汉

由此可见，至早从清末开始，就已经有了“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俗语，并且带有明确的贬义，这也恰好和“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的俗语相呼应。

进入民国后，在奸诈狡猾之上又增加了刁蛮好斗的成分。例如民国学者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写到：“至汉口南北，所谓中华部分，居住有狂躁咒骂而好诈之湖北居民，中国向有‘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之俗谚，盖湖北人精明强悍，颇有胡椒之辣，犹不够刺激，尚须爆之一油，然后煞瘾之概，故譬之于神秘之九头鸟。”

民国时期的武汉

又如蒋介石在1932年大骂湖北官员搞内斗时说到：“从前，北洋军阀把湖北省当做殖民地，任意宰割，你们湖北人连屁都不敢放一个！现在，把省交给你们湖北人自己管理，你们不但不好好干，反而相互攻奸，怪不得人家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湖北人真是难缠的很！”

民国时期的武汉

林语堂和蒋介石的说法虽有些地图炮，但也从侧面说明，当时湖北人的给大家的映像并不是很好。那么，湖北人是怎么变成他们口中的“奸诈狡猾”之人的？

人地矛盾对湖北人格的影响

元末明初，湖北在长期的战乱后十室九空，民生凋敝。为恢复生产，明开启了大规模的移民计划，即“江西填湖广”。

随着移民和人口增殖，到清朝中期，江汉平原的人口已经暴增至1800余万。人们为了生存，开始大规模的围埦筑堤，将原来的河滩湖泊变成耕地，加剧了江汉地区的人地矛盾。而越来越高的人口密度，也使得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人们为了获得土地和生存空间，互相冲突的情况也越来越激烈。

江汉平原

而江汉平原作为长江流域洪水泛滥最频繁的地区，成为各种矛盾的最显著的地区。

频繁的洪水不仅会冲回农田，也会为人们带来新的滩涂和沃土，但因为制度和技术的限制，使得的土地登记完全跟不上洪水所带来的土地变更，更无法为民间的土地矛盾作出另各方信服的处理。于是，每次洪灾过后，人们都会为确定地权和湖权的归属，而陷入激烈的民间冲突，最典型的手段便是家族械斗。

枝江市马羊洲上开垦的农田

除了械斗之外，诉讼也是当地人争夺权力的主要手段。清代以来，湖北人素有“健讼”的恶名，甚至为了赢得诉讼，不惜伪造证据，互相构陷，乾隆四十四年，湖北天门就发生了一起为争夺田地，儿子亲手杀父亲栽赃他人的案例。

除了争夺地权湖权，为保护自己的田宅不受侵害，以邻为壑也是司空见惯之事，甚至在个别行动中，地方官也参与其中。例如咸丰十年的荆江洪水中，北岸官员在北堤危险之际，悍然向南岸开炮，阻止南岸兵丁百姓抗洪抢险，导致南岸堤坝率先溃堤，而北岸却在洪灾中得以保全。

荆江分洪区

明代刘基在《郁离子》中记录有这么一则故事：有一种鸟，长有一个身体和九个头，每当有食物时，八个头会相互争抢进食，互相攻击，毛血飞溅，不仅吃不到食物，九个头还因为互相争食而头破血流。刘基所描述的九头鸟莫不是身陷人地矛盾中的湖北人。

新时代背景下的九头鸟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整个湖北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往不好的文化习俗开始被摒弃。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提起九头鸟，人们由过去的揶揄和嘲讽变成了某种褒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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