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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秦子的小说集 逃犯by小秦子

苏轼,兄弟,二人小秦子的小说集 逃犯by小秦子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然而人生在世，总是聚少离多。自从和弟弟苏辙一同走上仕途之后，他们经常是天各一方，难晤一面。在最初的时刻，“夜雨对床”这一约定唤起的是兄弟二人对往日美好岁月的回忆，在浮沉不定的宦海当中，这一约定又成为支撑他们走向人生彼岸的精神期待。当他们身处困境，难以挣脱羁绊与牢笼的时候，这一约定又多少带给他们一点精神的慰藉。然而，这个约定最终却没有实现，它成为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永远存在于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的理想之中。苏轼后，子由将他与王闰之共同葬于河南郏县小峨眉山，并命子孙在自己百年后，也将自己的遗骸葬于兄长墓旁，小峨眉山处遂有“二苏坟”之称。也许，只有在美好而永恒的天国里，他们的约定才能最终得以实现吧。

苏轼苏辙兄弟虽然格各异，但是他们的相同之处要远远多于他们的不同之处，他们情深意切的原因，正在于他们的志趣相投。每当遭遇政治困境时，苏轼和苏辙兄弟俩经常为对方开解心中的郁闷不平。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在杭州做通判，苏辙在陈州(今河南淮阳)做学官。苏轼在写给弟弟的诗中以谐谑的方式抒发愤懑不平之气，排解子由与自己仕途受挫的烦闷：“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斜风吹帏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戏子由》)陈州古称宛丘，所以苏轼戏称弟弟为宛丘先生。诗的大意是：宛丘先生高大的身材如耸立的山丘，宛丘低矮的学舍如破败的小舟。宛丘先生常常低头诵读经史，偶尔伸懒腰便会撞上屋梁碰破头。在这座漏风漏雨的学舍里，宛丘先生自得其乐，丝毫不在意旁人的讥讽。本诗题为《戏子由》，通篇都是戏谑之语，但其旨不在“戏”而在“赞”，赞子由的秉为人，并自嘲书愤，与子由共勉。可以说，此诗以戏谑为表，却内含悲愤。

苏轼任密州知州时，曾经将一座废旧的城台，修葺成一处“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可以登临远眺的休闲胜地。“雨雪之朝，风月之夕”，苏轼常常与朋友、宾客“相与登览，放意肆志，乐趣无穷”(苏轼《超然台记》)。苏辙永远是哥哥的知音，当他听说之后，特意为这座城台取名为“超然台”，并写了一篇《超然台赋》。苏轼因此名而作《超然台记》，以表明自己超然物外，无往而不乐的思想。

宋仁宗嘉枯六年(1061)冬，苏轼途经渑池赴风翔府任职，得到苏辙的寄诗《怀渑池寄子瞻诗》，因而和韵作《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人生是如此难以捉摸，生老病的命运又是这般无法把握。苏轼仿佛看到在茫茫的雪原上，一只鸿雁快速地掠过，偶然在雪地上停留片刻，留下一星半点痕迹，转眼问鸿雁早已不知去向。雪花依然在纷纷飘落，鸿雁留在雪地上的爪印也渐渐模糊，天地间依旧是苍茫一片。其实，这种深刻的人生无常之感正是由于对兄弟难舍难分的骨肉亲情过分执着而引起的，如果这就是人生无常的话，那么我们倒宁可多多地拥有这种宝贵的无常感受，因为这种骨肉亲情是多么的珍贵、多么的感人至深！

显然，促使年轻的苏轼大发人生无常慨叹的是兄弟之间二十多年的深厚情谊，但是这著名的诗句又恰恰印证了苏轼此后的人生轨迹，他就像那只随处飘零的鸿雁，在大宋王朝的山水之间都留下了艰辛的足迹，也留下了智慧幽默的精彩人生，最后又回归到茫茫的自然中去。

林语堂先生曾说：“往往为了子由，苏轼会写出最好的诗来。”苏轼和苏辙兄弟之间的情谊，在诗文交往、政治磨难和生活的曲折中，上升为一种更高层次的人文情感、人文情怀。

04

患难始终 休戚与共

苏轼与苏辙是同科进士，同一年考中制举，同为北宋时期重要的政治家，同列于“唐宋八大家”之列。他们的政治立场也基本相同，因此共同经历了仕途的辉煌时刻，也共同遭遇了政治的低谷阶段。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苏辙曾在制置三司条例司任职，因与王安石的助手、变法派的另一重要人物吕惠卿政见不合，很快被排挤出来，又因上书批评新法，几乎被治罪。熙宁三年，苏辙外放出任陈州学官。从此苏辙便不再议论新法短长。这种处世原则，是苏轼无法模仿的，因为这与他的个太不符合。对苏辙的格，“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末在《明道杂志》中曾说：“某平生见人多矣，惟见苏循州(辙)不曾忙……虽事变纷纭至前，而举止安徐，若素有处置。”意思是说苏辙的格趋于沉静内敛，遇事稳重，思维周密。正因为格稳重，虑事周全，情绪不冲动和不张扬，苏辙比苏轼更适合做官，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人际关系中，他不会冒冒失失地闯祸。因此，在党争激烈的政治环境中，苏辙虽然身处要冲，位高权重，但所受政敌的攻击，反比苏轼轻。

相反的，苏轼则情外露，他考虑问题很少深思熟虑，一般都是想到什么就说出来，心中藏不住任何不满不同的意见，因为“话之在口，如蝇之在喉”，如果忍气吞声则是辛苦自己，但说了出来，则会得罪别人。苏轼两相权衡，还是决定“与其逆己，不如逆人”，所以还是有什么就说什么。正因为如此，苏轼才会在一轮轮的政治斗争中反复起伏，历经了太多的波折与苦难。

苏轼和苏辙虽然格各有特点，但是两人都具有独立不惧、刚正不屈、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品格，而且无论在多么艰难险恶的环境之中，彼此始终互相关照、休戚与共。苏辙一生都在为苏轼过于情绪化的格和一张无遮拦的嘴担心，他不止一次地奉劝哥哥要少用诗歌讥讽时事，与不了解的人打交道要注意提防。但当苏轼因文字得祸以后，他又是不遗余力，四处奔走，向皇帝说情，动员各种关系营救苏轼。在这方面苏轼就像一个永远长不大、总是让人操心的弟弟，苏辙倒成了经验丰富、善于处理棘手之事的兄长。

“乌台诗案”爆发前，御史台派出干将皇甫馔去湖州逮捕苏轼。苏辙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做了两件事情，第一，连夜赶写一份奏章，请求朝廷解除自己现任官职为兄长赎罪。第二，立刻派人飞马赶往湖州，希望赶在皇甫馔到达之前通报消息，让苏轼有个心理准备。因为此事，苏辙被朝廷以“漏泄禁中语”贬为筠州酒税，就是管理盐酒税务的小官。

苏轼被贬黄州后，苏辙也将到筠州贬所。苏辙心知这次兄弟二人同遭贬谪，也不知何时才得以再见，于是特意与女婿文务光奔驰二百余里前来陈州(今河南淮阳)为兄长送行，其实此时的苏辙本因俸少口多，已经穷困到“明日无晨炊”的窘境。自从苏轼入狱之后，他又奉养嫂侄长达一年，早已债台高筑，但他仍然亲自将兄长的家眷护送至黄州后才奔赴筠州。

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苏轼被调往朝中担任翰林学士承旨，此时苏辙已经位居尚书右丞。兄弟同居高位，必然遭人忌恨。因此，奉诏当天苏轼便写了一道辞免状，请求继续外任，并于四月、五月先后上了《辞免翰林承旨》第二状与第三状。而苏辙也接连四次上书请求外任，认为“只可使弟避兄，不可使兄避弟；只可使不肖避贤，不可使贤避不肖。区区愚恳，竭尽于此。伏乞圣慈察臣深心，除臣一郡，上以全朝廷之公道，下以伸兄弟之私义……”(苏辙《兄除翰林承旨，乞外任札子四首》其一)兄弟二人为了保全对方争着留高位给对方，而甘愿请求外任、屈居下僚。不可否认，苏轼兄弟彼此推让官职的根本目的在于政治利益的考虑，而他们之间深厚的手足之情恰恰就是在这一点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不能不令近千年之后的我们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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