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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水半念什么意思 三点水一个完
美国,中国,尼克松三点水半念什么意思 三点水一个完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1982年左右,考夫曼(右一)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同事在北京机场的人口普查海报前合影。
和两年后作为波士顿市长特别秘书到访中国的乔-黛尔·盖斯一样,考夫曼眼中的中国人,和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1972年的纪录片《中国》里的形象差不多,当时的中国人普遍穿着蓝色、灰色的中山装,或是绿色的军装。1982年,乔-黛尔等十来人组成的中美交流美方代表团接受了中国邀请,从波士顿启程前往北京。
1982年,中国的GDP排名世界第8,人均GDP更是远远靠后,排名世界第127。考夫曼工作的联合国人口基金办公室在北京三环路附近,考夫曼觉得那里的路就像是走驴车的。而1980年代初,北京的人们会聚在二环路的路灯下打麻将,“你开车时得小心避开他们。”乔-黛尔在北京的宾馆入住后,望向窗外的风景,目光所及之处多是田野和农田。城里的汽车也很少,人们主要的出行工具还是自行车。
但考夫曼也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在1980~1984年为联合国人口基金工作的这四年,考夫曼感到“中国一直在变化”,其中最直观的就是衣着。考夫曼清楚地记得当春天到来时,越来越多的女穿上了短裙,男开始偶尔穿西装打领带,或者穿休闲服。中国人衣服的颜色渐渐远离了传统、标准的蓝、绿色。与外界交往的诸多限制也逐渐宽松,她也能和中国朋友们在公园里野餐了。
考夫曼(前排左三)担任联合国人口基金项目官员期间的一次实地考察。
乔-黛尔在北京结识了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叙,和韩叙及其夫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彼此文化背景不同,但他们都很清楚自己所追求的是什么。在乔-黛尔心目中,韩叙是当时少数几个理解中国对于美国重要的人,他的所有努力都指向一个最终目标——改善和加强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的迅速发展也大大改变了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1980年中美国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对中国抱有好感。考夫曼在北京的四年里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办公室的中国同事也建立了“非常好的、美妙、友好、温暖的关系”。
异乡的挑战
1984年,考夫曼结束了她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回到美国继续攻读哈佛大学公共卫生专业的博士。这一年,沈丁立参加了一场知识竞赛,为5年后他的第一次美国之行打下了基础。
当时沈丁立已完成了本科学业,继续在复旦大学攻读硕士。1984年上海电视台举办国际知识大奖赛,沪、浙、苏、皖参赛者超过万人。除了沈丁立,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老师和学生都有参赛。沈丁立一路杀入决赛,最终拿下了个人赛二等奖,这是复旦大学所有参赛个人中获得的最高奖项。而复旦也获得了团体赛的第一名。
多轮比赛全程录像转播,于是上海和复旦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位在国际关系领域也颇有些造诣的物理学硕士生。五年后,这也成了复旦大学推荐他去普林斯顿大学做军控博士后的原因之一。
当时,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关系委员会”(CIRSPRC)每年会来华选几个已经取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的中国青年去美国大学读博士学位。CIRSPRC提供第一年的留学费用,接下来就要看美国的导师是否愿意提供奖学金。1989年CIRSPRC想要选一位已经在中国取得理科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去美国做国际关系博士后,“以从事国际安全与军事科学的研究”。当时沈丁立已经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再加上他在国际关系方面的“知名度”,几乎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向CIRSPRC推荐沈丁立的,是他的导师、曾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谢希德。
差不多同时,傅敏庄也在紧张地准备着赴美访学的事宜。1989年,她的闺蜜袁老师在美国工作学习几年后,开始帮傅敏庄联系去安德森癌症中心(MDA)访学。在决定去美国之前半年,傅敏庄就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突击学习英语上。白天她在教研室教书,晚上加班学英语。1989年,傅敏庄终于获得了公派去美国的机会。丈夫细致地为她置办了几身新衣服。
“虽然已经改革开放十几年,老一辈的观念还是很保守,不希望出去给祖国丢人。”傅敏庄的二儿子罗凡砚告诉澎湃新闻。
在出发去美国的前一天,沈丁立在复旦大学物理楼下与谢希德见面,向老校长汇报自己明天就要出发去美国了。谢希德嘱咐即将负笈美国的沈丁立道:“沈丁立,很多人都承诺学成后一定回国,结果没有做到。不过,我信任你。”面对谢希德的嘱托,沈丁立重重地点头,“我肯定回来,明年此时此刻,我在这里向您报到!”
1989年9月9日,沈丁立登上了从上海飞往纽约的飞机。经过10多个小时的长途旅行,飞机降落在肯尼迪机场。
飞机降落时,沈丁立在空中俯瞰到了那个“传说中的”曼哈顿。已是夜幕低垂,曼哈顿双向十多条车道,车流滚滚,浩浩荡荡,车道上汽车黄色前灯和红色尾灯如同一条条“灯河”,勾勒出城区的形状,这一画面深深地印在了沈丁立的脑海里。虽然前一年沈丁立在意大利访学时已亲眼见过现实中的高速公路,但初到美国,目睹连接纽约和新泽西的林肯隧道出口双向二十车道的高速公路,依然震撼。
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校园后,沈丁立马上迎来了他在异国他乡的第一个挑战。他抵达的前三天他的美国导师在莫斯科出差,他被安排到普林斯顿的学校宾馆,一天房费90美元。沈丁立出发前用自费公派留学的证明换来的300美元很快就用完了,三天后,他或将陷入流落街头的窘境。于是他就想办法到报亭里去找转租广告,搜了一大堆,抱着就回宾馆打电话。第一次碰上留言电话,组织了半天语言后,他不无紧张地道:“嗨!我是丁立,我在xx地方,我急着租一个房间,你回来以后请给我打这个电话。”不巧的是对方打回来时他又不在,只得再根据对方的留言打过去。
一番折腾下,沈丁立就这样找到了他的房东,一个来自武汉的中国男生。他们住的地方叫巴特勒公寓(Butler Apartment),是二战结束后为了安置来普林斯顿读书的海军转业人员而建的。这是1940年代后期的事,到了沈丁立去普林斯顿大学时,这里已经住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
沈丁立住的是二室一厅里的小房间,房东的家人去外州读书,一时不回来,就把房间出租了。这里的房租低廉,解了沈丁立的燃眉之急,因此他对房东心存感谢。
房东人缘很好,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三天两头在他家聚会。房东的朋友们看到沈丁立每天早出晚归、任劳任怨,久而久之也都成了沈丁立的好朋友。
在生活逐渐规律的同时,沈丁立的科研也很快步上了正轨。他一般上午9点出门,凌晨才回家,每天都在办公室和家里工作近17个小时。在这样高强度研究下,他在抵美当年的11月就完成了第一份研究报告,是关于中国核力量与政策的。他将这份报告寄给了谢希德,并在她在美国研访的复旦同事那里得到了谢希德的肯定。
1990年谢希德在普林斯顿访学时与沈丁立在校园里的合影
傅敏庄到美国后,也埋头在MDA的实验室学习。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与美国在医学技术上还存在着巨大差距。罗凡砚告诉澎湃新闻,那时在美国学习一年,相当于在国内学习好几年,“我们国家开始大量需要分子生物学方面的人才,母亲在美国主要是学习分子生物学的技术理论知识,包括操作。尽管她当时年纪也不小了,但是因为老一辈人还是有学习的愿望,所以坚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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