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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福珍事件)-“黄埔一期”的法科生们
行政法,北大,法学(唐福珍事件)-“黄埔一期”的法科生们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唐福珍事件(“黄埔一期”的法科生们)
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 资料图
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部分学生合影。前排从左至右:姜明安、龚祥瑞、陈兴良、王建平;后排从左至右:陶景洲、刘凤鸣、李启家、王绍光、李克强。资料图
1977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高校招生改革政策的文章。资料图
龚祥瑞和学生们在龚家后花园合影。从左至右为:陶景洲、魏定仁、姜明安、罗豪才、龚祥瑞、王绍光、陈兴良、李克强、王建平。 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 张舒
1977年冬,改革开放前一年,停滞了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
隔年春天,怀揣着录取通知书的姜明安在懵懂中走进了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的校门。
这位北大法学院教授、我国行政法泰斗级人物,彼时还是个毛头小伙子。
他起初并不知道,这一年,仅有三所高校——北京大学、吉林大学、湖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开设了法律专业。
而他和他的83名同学,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北大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后来,被称为法律界的“黄埔一期”。
40年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他们逐渐成长为各自领域的中坚力量,如今在法学领域和涉法公共事务上,都有着相当的话语权,对中国法治建设影响深远。
忽如一夜春风来
恢复,是一切的开始。
从报纸上看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其时已经26岁的姜明安还在湖南省汨罗县天井镇中学教高中毕业班的语文、政治两门课程。
他自小热爱读书,从1967年初中二年级因“文革”辍学开始,姜明安无论是在务农、当兵,还是在乡下搞工作队围湖造田的日子里,都没有中断过自学。“但那时候从来没奢望有一天还能上大学,毕竟高考都取消了,我也过了岁数。”
直到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开始力抓教育。
这一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其实上半年就有消息传出要恢复高考,当时传的是应届生可以考。”姜明安压下自己复杂的心情,把考大学的希望都寄托在自己负责的两个班百十来名的学生身上,白天教学生语文、政治,晚上和他们一起学数学、物理。
不曾想,几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再三确认了老三届都可以参加时,都快高兴死了,毫不犹豫地就报了名!”
录取通知书是被装进一张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学”四个字的牛皮信封里寄来的,收到信的姜明安喜极而泣。
同样一纸信封,也邮到了何勤华的家里。
听到广播里自己被北大录取的消息时,如今已是华东政法大学校长的何勤华还在工地上挖河泥。
此前,何勤华曾因干重活导致肝脏肥大,失去了参军机会,他不想再与大学失之交臂。
“那一刻,悬着的心算是落地了,我立马放下了手中的铁铲回了家,开始准备去北京上学的行李。”何勤华回忆道。
一个月后,当从上海出发的列车抵达北京时,已经是凌晨3点多,北大的老师们也已经在出站口等候。
何勤华坐上学校的汽车,穿过偌大的北京城,来到未名湖畔。
这时,姜明安正用板车将他的书和其他行李运到镇上,再从镇上坐拖拉机到县里的火车站。站台上,他和曾经共同挑灯夜战的学生们依依话别。
19岁的陶景洲也在路上,背着棉被,从安徽蚌埠上了火车。
15个小时后,他拖着两条站得酸痛的腿走出了车厢。火车的力量和速度还在他脑子里轰鸣,他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虽然无法理性地想清楚,但是他产生了一种直觉,他是真的离开家乡了。
此时,更多的同窗也正从四面八方赶往未名湖,赴一场长达4年的聚会。
北大法律系77级只有一个班,出生时间分布排列在1946年到1960年的每一年,年长者与年幼者的年龄差距超过一轮,几乎形成代沟。
“这是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同时使我们这些年轻者颇为受益。”陶景洲(现美国Dechert律师事务所亚洲业务执行合伙人)说。
入学没多久,陶景洲注意到同班同学里有个人,也讲着一口安徽话,黑皮肤,浓眉大眼,鼻直口宽,头发还有点卷。
陶景洲的室友何勤华也在新生通讯录里注意到了这个人,他的学号紧挨着自己,都是1955年出生,都当过干部,是安徽某村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
这个人正是李克强。
其实高考填报志愿时,李克强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历史系。
何勤华后来才知道,当时进入北大法律系的这83名学生,志愿几乎都不是法律专业。
刚经历过“文革”,在那样一个年代,“我们根本就没有接触过法律,当时内心对法律专业一片茫然。”何勤华回忆道。
他本想上老家的复旦大学哲学系,结果被提前录取到北大;陈兴良(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的第一志愿也不是法学;陶景洲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郭明瑞(现山东大学民法学教授)报的是吉林大学考古系,王绍光(现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想学美学……
就这样,“黄埔一期”的各路英雄误打误撞地走到了一起。
未名湖畔的求学时光
特殊年代给了这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历史性的磨难,但也给了他们后来者再难享受的厚遇。
陈兴良用“热情”概括了自己最初对北大的印象,“这种热情是表现在方方面面的”。
经历了动荡坎坷的学生也异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这一批人在学校如饥似渴地看书——图书馆、教室、食堂和宿舍,四点一线之间,都是他们埋头苦读的身影。
“当时读书之投入,同学之间可以为经典著作中的一个概念的理解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陈兴良说,“学校的包容、宽容与纵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每一种兴趣与爱好都可以得以升华。”
同样,老师们由于10年未曾施展,对法学教育积攒了极大的热情。
北大法学系80多位老师,共开20多门课,好课都是口口相传。
最有名的一门是外国宪法和比较宪法课,授课老师叫龚祥瑞,上课嬉笑怒骂、幽默风趣、无所顾忌。回忆起当时的求学经历,大家不约而同的提起了对77级法科生影响颇深的龚祥瑞老师。
龚祥瑞早年专攻政治学,曾赴英国深造,对西方政治、法治有亲身体会,兼具政治学与法学的素养。
陶景洲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老师,年逾古稀,却和年轻人一样,充满热血。
本来对民商法、法律思想史、刑法感兴趣的人,如李克强、陈兴良、王绍光、姜明安、李启家、刘凤鸣、王建平等人,最后也都钻进了龚祥瑞的课堂。
再后来,这群法学青年已不满足于课堂。
许多个读书的下午,他们约着一起去中关园东边的老楼——那是龚祥瑞教授的家。
一个老人,一群青年,一个小庭院,他们从欧美政制和宪法聊到中国的法治进程,直至月明星疏,老人拿出一瓶白酒,学生买来毛豆和花生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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