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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峰全部歌曲)-汪峰经典歌曲30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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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汪峰全部歌曲(汪峰经典歌曲30首)原创最人物2021-04-08 12:16:15
如果要用一首歌概括汪峰的前半生,那么一定是《存在》:
多少次荣耀却感觉屈辱
多少次狂喜却倍受痛楚
多少次幸福却心如刀绞
多少次灿烂却失魂落魄
“终于不用吹头了。”前段时间,汪峰剃了寸头,他的私人造型师薛凯发出这声长叹。
剃寸头的这一年,是汪峰人生中第50年,是他跟章子怡婚后第6年,距离小时候第一次被迫拿起小提琴,已经过去46年。
岁月的风,曾一度吹乱他不羁的长发,吹疼他苦涩的童年、叛逆的少年、迷茫的青年。
而现在,再大的风也无法让他的发型凌乱了。
从90年代的长发飘飘,到世纪初先锋式的挑染,再到不惑之年耸立的鸡冠头,薛凯为他吹了20多年头发。
汪峰的发质细软,为了让发型多维持几个小时,薛凯常常需要在包里塞几罐发胶备用。然而即使是这样,汪峰依然坚持着各种各样极致的造型,标记着人生的不同阶段。
当一个人主动为自己打上某种标签,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自认为的;另一种是希望被认为的。
唱着“我该如何存在”的汪峰大概属于后者,徘徊在苟活和展翅高飞之间,寻找着和世界相处的方式。
1993年,汪峰22岁,他低着头跟在父亲身后,父亲让他走远一点,儿子的一头长发,让他觉得丢人。
那个时候,鲍家街43号乐队刚刚成立,汪峰还没有大学毕业,行走在高雅的中央音乐学院,他迫切需要一种方式,将自己与主流文化区分开来,于是,在清朝的大辫子消失近百年后,他蓄起了长发,及肩的那种。
鲍家街43号乐队,汪峰(中)
“摇滚乐手的头发不是头发,是精神。”朴树的妻子吴晓敏曾如此评价这些经常在她家出没的“披头士”。
长发,让汪峰的父亲第一时间察觉到了儿子的反叛精神,他不加思索地厌恶,那是一种期望付诸东流之后的怒不可遏。
汪父是海军军乐团的团长。汪峰3岁那年,一家人在北海公园划船,一首《小小竹排》唱下来,没错一个音,父亲就动了让汪峰子承父业的心思。他在乐团里为儿子找了一个小提琴老师,从此,汪峰便过上了提线木偶的生活。
多年以后,汪峰成为《中国好声音》导师,经常问参赛选手一个人生问题:你有什么梦想?
拿起小提琴的童年汪峰,恐怕不会有跟音乐有关的梦想,下面这张珍贵的老照片上,那生无可恋的表情已经说明一切。
童年汪峰的发型,尚且常规
从4岁开始,汪峰每天都要拉琴4小时,他记得,老师说话的时间大概只有2分钟,说得最多的就是——“继续拉”。
十余年如一日,他像演奏机器一样被调试着,只有偶尔琴弦崩断,抽到脸上,才得到片刻休止符。
彼时,汪峰不需要思考自己该如何存在。
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一个穿着黄军装、挽着裤腿、其貌不扬的家伙扯开嗓子,轰出了那句留名青史的歌词: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那一年,汪峰15岁,扯开脖子上的小领结,被禁锢的世界得到一丝喘息,“有一个人替我们讲出了心里的渴望”。
古典音乐传递的是作曲家的灵魂,而当时的他,需要的是表达自己。
那是一个心潮澎湃的年代,很多人都需要一种东西表达喷薄欲出的内心,这种东西,或许是诗,或许是酒,或许是歌。
压抑彷徨的汪峰,注定要选择最爆裂的歌——摇滚。
后来的日子里,争吵无休止地发生在汪家。看到新世界的汪峰曾经试图逃离那里,在某一个凌晨,走在暂时安静的长安街,恍惚间躺倒在一辆平板车上。
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他随着平板车滑到马路中央,周围车水马龙,自己格格不入。
青年时期的汪峰,长发及肩
汪峰形容那几年的自己是极度分裂的。
白天,他是国家芭蕾舞乐团的首席提琴师,左手按着4根弦的中提琴,右手握着琴弓,“红色娘子军”和着他的旋律优雅起舞;
夜晚,他穿过漆黑的楼梯走进密不透风的地下室,左手多了2根弦,右手的琴弓变成拨片,糊在墙上的破棉被是唯一的降噪工具——手里的乐器,变成了吉他。
每当他穿过乐团的麻将局,把食堂的饭菜打回家,心里便升起恐惧,《李建国》就是那个时期的作品:
他有一份稳定的好工作/他有一个美满的好生活/他爱穿时髦的便宜货/喜欢看七点钟的新闻联播
他知道自己必须做出选择,1995年,世上少了一个体制内的“汪建国”,多了一个春天里的汪峰。
年轻的他写了一首《小鸟》,演绎最后一句“生—来—自—由—”时,会一字一顿拖得很长,观众随之陷入狂欢。那时,他不会想到,十几年后,他还会有另外一首代表作,《生来彷徨》。
2013年,水木年华的卢庚戌导演了一部电影《怒放之青春再见》,讲的是摇滚青年的那些年。剧本写了3年,在他采集素材的众多对象中,便有汪峰。
片中,男主角有句台词“可能你们觉得我特孙子”,是汪峰的真实写照。
事到如今,提起鲍家街43号的解散,汪峰还是会诚恳地归咎于自己,“我就是一个孙子”,然后在后面缀一句“可没办法”。
关于21年前的那个抉择,他无法逃避。
鲍家街43号的成员们,跟汪峰一样,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鼓手是学打击乐的,键盘手是学作曲的……学古典乐出身的男孩们,天然带着一种未经生活打磨得纯粹。
他们拒绝一切商业演出和地下走穴,只在酒吧舞台的方寸之间,即兴地编,即兴地弹,即兴地唱,门票虽然只要几十元一张,但那是入场的必要程序之一。
“我那个时候的状态有点像零几年的朴树,一点儿杂质都不能进入到我的生活中。”汪峰说。
他在舞台上站着、跪着、砸着吉他,好像走进了更广阔的天空,但是很快,他开始租不起房、吃不起饭,当时的女朋友也离开了。那个很多年前的春天,他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也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
1997年,汪峰带着鲍家街43号签约京文唱片,与崔健成为同一家公司的艺人。
然而,第一张专辑,乐队里每人分到了1000块;第二张专辑,分到7400元。
这让汪峰感到极度愤怒,他认为自己的商业价值被低估了。“我从5岁开始学音乐,到13、14岁对音乐有了意识,再到26岁出了两张专辑,我20年以来所有努力的价值,只等于7400人民币。”
和京文唱片的合作没有持续多久,汪峰又回到了骑着自行车四处投递专辑小样的日子。对方是否懂音乐不重要,“只要是我认识的,比我富裕的就行”。
1999年,鲍家街43号的歌迷把他们的专辑小样递给了时任华纳唱片中国公司总裁,许晓峰。
很快,汪峰在北京朝阳公园的一间餐吧里,见到了风尘仆仆的许晓峰。对方递过来一份几厘米厚的全英文合同,语气强硬:“你肯定看不懂,条件丰厚,但只签你一个人。”
见面只持续了20分钟,汪峰心里便有了答案,却用了一个礼拜做出决定。
那一年,在北京东直门的一个饭馆,汪峰坐在桌子对面,对乐队的兄弟说:华纳只签我个人,咱们乐队没法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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